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替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有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
北宋后期，所谓“雅词”开始在士大夫中兴起，至南宋，蔚然成风。“雅词”一词，最早见于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的记载：“万俟咏初自编其集，分为两体，曰雅词，曰侧艳”。南宋所编的词选以及词学专著中，比如《乐府雅词》、《乐府指迷》、《词源》等等，都主张词以清空雅正为最高标准，而其他的所谓俚语艳词都是不入流的下等之作。周邦彦的词无疑成了这些人眼中的最高标准，南宋名家吴文英、周密、史达祖、张炎等莫不以其为宗。
“清、雅、正”是这些人眼中佳作的标准。清，即意味着词的意味要清淡，不能过于妍丽。只可惜清汤寡水，无甚滋味，也就怪不得少人品尝了。雅，即用词须雅，不能用所谓俗字，正如沈伯时在《乐府指迷》中所述，直说桃柳即为不雅。但也就像老王在上文所批的那样，古往今来类书（汇集资料，以利查检、引用的一种古典文献工具书）一大堆，那还要写词作甚？正，现代一点说就是词的主旨要正经，可惜人都有七情六欲，谁又会想去看一些没什么真情实感、味如嚼蜡的所谓雅词呢？词作到如此迂腐不堪的境地，也真就变成了陈词滥调，无可救药了。
老王说只有北宋有词而南宋无词，这话太绝对了，但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南宋词人不乏杰出者，但在整体上，毕竟输了北宋一截。北宋开国之初，词风自由，涌现出了很多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词家，词坛气象万千，精彩纷呈；而南宋词相对风格单一，格调相似，鲜有与众不同者，词坛稍显沉闷单调。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名厨最在意的就是美食家们的感受，名设计师最在意的也是时尚杂志主编们的感受了，长期不讨人喜欢、不上台面，还会有多少人记得呢？词评、词选家们的评语显然影响了部分词人的写作，久而久之，风气渐成，再也无法逆转。
南宋词，最大的错就错在给词套上层层的枷锁束缚，规定了词应该这样写，不应该那样写。可悲的是，南宋词人中除了辛弃疾，鲜少有人跳出这些梏人心智的条条框框，直接导致词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宋以后，词越发变得意境单一、语言呆板，再也没有了两宋时期的辉煌。词的衰亡，固然有其必然性，但这些将词套上不应有的枷锁的词论、词选家们，想必也是要负上一定责任的。
背景说得太多，有些喧宾夺主了。来看看《四库提要》是怎么说《乐府指迷》的不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九《集部·词曲类二》沈伯时《乐府指迷》条下云：“又谓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说书须用'银钩'等字，说泪须用'玉筋'等字，说发须用'绿云'等字，说簟须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说破。其（指《乐府指迷》）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为涂饰，亦非确论。”
红雨，李贺《将进酒》中云：“况是青春日将暮， 桃花乱落如红雨。”刘郎即刘禹锡，他在《玄都观桃花》（一名《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句子。后人用红雨、刘郎代指桃花。
章台，汉时长安城有章台街，是歌妓聚居之所。章台柳原意不是指柳树，而是与才子韩翊相爱的柳姓歌妓。后被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的沙叱利抢去做妾。韩翊于是写诗抒怀：“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后几经周折，两人终成眷属。灞岸，长安城东有灞水，水上有桥名为灞桥，送别时多在此分手并折柳相赠。李白《忆秦娥》有“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之句，罗隐《送进士臧濆下第后归池州》云：“柳攀灞岸强遮袂，水忆池阳渌满心。”章台、灞岸后用代指柳。
银钩指草书，后亦代指小字。西晋大书法家索靖《草书状》里说：“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周邦彦《风流子·枫林凋晚叶》中有“想寄恨书中，银钩空满”，银钩这里指小字。
玉筋，一做玉箸，玉制的筷子，用来代指眼泪（尤指妇人之泪）。隋代薛道衡《昔昔盐》有“横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的句子。唐代高适的《燕歌行》中云：“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
绿云，杜牧《阿房宫赋》中云：“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绿云指女子密而且高高耸起如云的发髻。
湘竹，杜牧曾写《斑竹筒簟》：“血染斑斑成锦纹，昔年遗恨至今存。分明知是湘妃泣，何忍将身卧泪痕。”后用湘竹代指竹簟。
这一段还真长知识了。语言高难到这种程度，只怕是做军中通讯密码都绰绰有余了吧。但写词时专用这样的文字，难免就会显得呆板生硬，晦涩难明了。真正的宋词名篇里典故固然不少，但也没看到什么人专用典故，不言桃柳。的确，虽然以典入词不露痕迹自然是高明无比，但是凡用词必须用典故代替，过分追逐用词的典雅工丽，那就是舍本逐末了。说到底，语言原本只是助以表达的工具，词中的情感才是主体。欣赏画家们的杰作，都会去思考他所想表达的内涵和情绪，而谁又会去看颜色用得漂不漂亮、鲜不鲜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