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成书于1908年，到今年刚好是一百年。百年来的寂寥悲戚，早已在远去的风中飘散无踪。再读此书，好似夜听花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静静的感受那一份无声的悲喜。
《人间词话》诚为古典文艺美学巨著，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部词评书来读。读《人间词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读王国维。他的学识和才华奠定了评论的基础，他的性格和价值取向却决定了评论的方向。王国维最注重的是“真”，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最终他不肯违背自己内心的“真”而选择了结束--结束自己的生命和毕生的理想。书中好词佳作的深情婉致亦让人心灵震颤，我们在读王国维的同时，也是在品读其中掩藏不住的那一缕缕久远的幽香。
本书将对《人间词话》手稿本一百二十七条逐一点评，另外加入补遗，主要评说王国维对历代词人的看法和他的其他词论。
《人间词话》被很多人奉为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对古典文艺美学有极深刻的影响。但评论《人间词话》的意义并不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能和大家一起读一本还原成词评的《人间词话》，了解一个有性格有才华的王国维。应该说，一个真实的人，比一个被高高捧在华丽光环中看不甚真切的文化偶像更让人尊敬。
解读这本词话之前，还是先聊聊老王吧。书如其人，这话一点都没错。
有句话说，古往今来中国三大天才死于水，其一屈原，其二李白，其三王国维。这话传播甚广，影响甚深，也为《人间词话》赢得了无数关注的目光。但事实上，这话有些言过其实了。屈李王三人不是同行，看看静安兄的诗词，再看看屈李二位的哲学历史学上的成就，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王国维是天才，应该也算得上一个，但是屈李二位在中国古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巅峰之上的巅峰，天才之中的天才。正所谓说起楚辞，必颂离骚；说起唐诗，必称太白。而楚辞和唐诗，几乎可以说代表了几千年中华文学的渊源和鼎盛。不可否认，王老先生足够优秀，但把这么大顶帽子生生的扣在老王头上，还是嫌有些大了。公平的说，把王国维当作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结束的强音，应该更合适一点。
对王国维来说，写文学评论应该还算不得是他的主业，《人间词话》看起来更像是茶余饭后的随笔。静安兄的古文功夫可以说炉火纯青。他是当年逊帝溥仪封的“南书房行走”，还赏 “著在紫禁城骑马”。这要是在康乾时期，那可不得了，策马上朝，何等的威风。清代才子仿佛只有清初朱彝尊才享有此殊荣。老朱当年五十一岁布衣入选博学鸿词科会试，被招入南书房，赐“紫禁城骑马”。于是乎老朱兴奋之余写了首《恩赐禁中骑马》：“鱼钥千门启，龙楼一道通。趋翔人不易，行走马偏工。鞭拂宫鸦影，衣香苑柳风。薄游思贱日，足茧万山中。”好歹他伯父朱茂晖也是明末复社成员，为国家危亡忧心劳力，老朱怎么就不学学同为大儒的顾炎武、吕留良拒绝清廷征召呢？当然了，到了那个年头，所谓“著在紫禁城骑马”真正的赏赐不可能是高头大马了，估摸着也就是一个小马鞭。那阵子溥仪早已退位多时，也没多少钱，估计买的还是地摊货，可真委屈老王了。老朱后来可是担任廷试读卷官，想来王国维的地位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当时如果溥仪当时能重开科考，出古文试题十有八九要找他的。
《人间词话》妙语连珠，不落窠臼，对诗词看法深刻独到，但他对词人的看法却不尽公允。在我们看看老王如何点评千古名句，如何点评历代词人之前，先来了解了解他的生平吧。他的观点和他的性格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委实有莫大的关系。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德祯，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又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他4岁丧母，父亲王乃誉是商人，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也甚严。因此王国维自小养成孤僻的性格。
王国维出身书香门第，但并不热衷于科举，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不中之后更加倾向于新学。1898年甲午战争后他到上海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加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用业余时间师从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此时王国维开始接触到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并开始萌生了对相关著作的浓厚兴趣。罗振玉很欣赏王国维的才学，于是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二人由此结下深谊。1901年他在罗振玉资助下赴日留学，后不久因病回国。1903年他出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此时他开始阅读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著作，对其学术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6年，罗振玉去北京在学部做官。王国维随之入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次年改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调等职务。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振玉对他说：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国维听了罗振玉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犹太巨商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王老先生认为这是“大辱”，悲愤之中欲以死勤王，结果在家人严密监视下未遂。1927年，北伐军即将进军华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老王恢复帝制的最后希望破灭。这时候老王终于在留下那句著名的遗言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后，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正应了葛洛夫的那句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老王就是这么一个只认死理脑筋不拐弯的人。说句老实话，也只有老王这样执著的人才真的是块研究国学和史学的料。前面说他不能与屈李二位齐名不假，但是尊称他老人家一声大师那还是不过分的。王国维的一生刚好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他是个恪守传统、拒绝革新的人，他不能理解革命，亦幻想着清廷能够复辟成功，可惜他的愿望一一破灭。老王至死也没有剪掉他的辫子，这在当时是少见的。中国最后一个传统士大夫苍老而悲凉的背影，在一汪碧蓝如玉的湖水中，渐渐的沉没、消失，永不再现。王国维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中国的古文明已经步入迟暮之年，再也经不起西方列强的摧残和国内革命浪潮的冲击，走向了彻底的没落。
《人间词话》才情高绝，但一些观点却失之偏颇。老王对历代名词和词人的种种看法，不仅仅源于他深厚的古诗文功底和卓然的才华，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王老先生的这种固执、保守而又带着些偏激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