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曰：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故惑惑之中有晓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国之主，不自以为惑，故与桀、纣、幽、厉皆也。然有亡者国，无二道矣。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辩也。可不可无辩，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故辩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 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夫伤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人主之无度者，无以知此，岂不悲哉？比干、苌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穷，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从此生矣。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患之，於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国，而莫之诛邓析之类，此所以欲治而愈乱也。齐有事人者，所事有难而弗死也。遇故人於涂，故人曰： “固不死乎？”对曰：“然。凡事人，以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 “子尚可以见人乎？”对曰：“子以死为顾可以见人乎？”是者数传。不死於其君长，大不义也，其辞犹不可服，辞之不足以断事也明矣。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齐人有淳于髡者，以从说魏王。魏王辨之，约车十乘，将使之荆。辞而行，有以横说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从之意，又失横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辩不若无辩。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
译文
说的话是为了表达意思的。说的话和意思相违背，是凶险的。造成国家混乱的习俗是，流言很多，却不顾事实如何，一些人极力互相诋毁，一些人极力互相吹捧，诋毁的，吹捧的分别结成朋党，众口喧嚣，气势冲天，贤与不肖不能分辨。靠着这些来治理国家，贤明的君主尚且会感到疑惑，更何况不贤明的君主呢？疑惑之人的祸患是，自己不感到疑惑。所以得道之人能在疑惑之中悟出事物的道理，能在昏暗之中看到光明的境界。亡国的君主，自己不感到疑惑，所以就与夏桀、商村、周幽王、周厉王一样了。这样看来，那些遭到灭亡的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路走的了。
郑国很多人把新法令悬挂起来，子产命令不要悬挂法令，邓析就对新法加以修饰。子产命令不要修饰新法，邓析就把新法弄得很偏颇。子产的命令无穷无尽，邓析对付的办法也就无穷无尽。这样一来，可以的与不可以的就无法辨别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无法辨别，却用以施加赏罚，那么赏罚越厉害，混乱就会越厉害。这是治理国家的禁忌。所以，如果善辩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奸巧，如果聪明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狡诈。狡诈奸巧的人，是先王所惩处的人。事理，是判断是非的根本啊。
清水很大，郑国有个富人淹死了，有个人得到了这人的尸体。富人家里请求赎买尸体，得到尸体的那个人要的钱很多。富人家里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邓析说：“你安心等待。那个人一定无处去卖尸体了。”得到尸体的人对此很担忧，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邓析又回答说：“你安心等待。这人一定无处再去买尸体了。”那些诋毁忠臣的人，与此很相似。忠臣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就拿他们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他们有功劳得到人民拥护，就又拿他们有功努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君主中没有原则的，就无了解这种情况。无法了解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很可悲吗？比干、苌弘就是因此而被杀死的，箕子、商容就是因此受到猜疑的，范蠡、伍子胥就是因此而泛舟五湖、流尸干江的，生死，存亡、安危，都由此产生出来了。
子产治理郑国，邓析极力刁难他，跟有狱讼的人约定：学习大的狱讼要送上一伴上衣，学习小的张讼要耍送上短衣下衣。献上上衣短衣下衣以便学习狱讼的人不可胜数。把错的当成对的，把对的当成错的，对的错的没有标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每天都在改变。想让人诉讼胜了就能让人诉讼胜了，想让人获罪就能让人获罪。郑国大乱，人民吵吵嚷嚷。子产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就杀死了邓析并且陈尸示众，民心才顺服了，是非才确定了，法律才实行了。如今世上的人，大都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可是却不杀掉邓析之类的人，这就是想把国家冶理好而国家却更加混乱的原因啊。
齐国有个侍奉人的人，所侍奉的人遇难他却不殉死。这人在路上遇到熟人，熟人说：“你果真不殉死吗？”这个人回答说：“是的。凡是侍奉人，都是为了谋利。殉死不利，所以不殉死。”熟人说说：“您选样还可以见人吗？”这个人回答说：“你认为殉死以后倒可以见人吗？”这样的话他多次传述。不为自己的君主上司殉死，是非常不义的，可是这个人还振振有词。凭言辞不足以决断事情，是很清楚的了。
言辞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欣赏外在表现却抛弃思想，这是胡涂的。所以古人懂得了人的思想就用不着听他的言语了。听别人讲话是要通过其言语观察其思想。听别人讲话却不了解他的思想，那样的言语就与乖戾之言没有区别了。
齐国人有个叫淳于髡的，他用合纵之术劝说魏王。魏王认为他说得好，就套好十辆车，要派他到楚国去。他告辞要走的时侯，又用连横之术劝说魏王，魏王于是就不让他去了。既让合纵的主张落空，又让连横的事落空，那么他才能多就不如才能少，他有辩才就不如没有辩才。周鼎刻铸上倕的图像却让他咬新自己的手指，先王以此表明大巧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