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对》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四篇，论述“议”、“对”两种相近的文体。“议”有议论的意思，它和一般议论文的不同，就在于是向帝王的陈说。“对”指“对策”和“射策”两种，这是就考试科目的不同而分的，总的都叫“策”。“策”分三种：“一曰制策，天子称制以问而对者是也；二曰试策，有司以策试士而对者是也；三曰进策，著策而上进者是也。”（《文体明辨序说·序》）刘勰所论的“策”，主要指第一种。
本篇分“议”、“对”两大部分，共四段。第一段讲“议”的含义、起源和评论魏晋以前的主要作品，第二段论“议”体的基本要求，第三段讲“对”的含义、起源和评论魏晋以前的主要作品，第四段论“对”体的基本要求。
刘勰在本篇强调用“议对”来“弛张治术”、“大明治道”等，自然是从维护封建统治政权出发的；对有关作品的评论，多以帝王的意见为依据，这都反映了刘勰的思想局限。其中强调写什么必须熟悉什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虽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封建政教服务，但这样不仅有可能把封建政治处理得较好一点，从写作理论上看，写战争必懂军事，写种田必懂农业，这种主张以及本篇对“空骋其华”的反对等，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
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宅揆之举，舜畴五人；三代所兴，询及刍荛。春秋释宋，鲁桓务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辨：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至如主父之驳挟弓，安国之辨匈奴，贾捐之之陈于朱崖，刘歆之辨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程晓之驳校事，司马芝之议货钱，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贾充之谥：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谀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
周代的祖先和豳人的商讨，就是所谓“议”。“议”是讲求适宜，研究怎样合于事理的。《周易·节卦》的象辞说：“君子节制礼仪，使之有定，议论德行，使之适宜。”《尚书·周官》中说：“办事必须根据古义加以评议，政事才不迷乱。”可见“议”以控制得当为贵，这是儒家经典的精神。早在春秋时期的管仲就说过，轩辕黄帝曾立“明台之议”，可见“议”的源头已很长远了。唐尧时期洪水造成灾难，帝尧曾向管理四方诸侯的四岳提出询问；帝舜为了举出能任百揆等官的人选，曾向群臣征求意见，确定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人；夏、商、周三代办事，征询意见直到打柴草的人。春秋时期楚国释放宋襄公，鲁僖公曾参与此事的商议。战国时赵武灵王要换用胡人的衣服，他的叔父不同意而进行了反覆争论；商鞅在秦国变法，反对者甘龙和他进行了辩论：虽然“议”的基本法则尚未确定下来，但以上辩论是颇为可观的。到了汉代，“驳议”的体制才正式确立。所谓“驳”，就是杂；议论是纷纭复杂的，所以叫做“驳”。从两汉文化昌明之后，典范的奏议显著而完备了；当时人才济济，好的奏议充满朝廷：如贾谊代替所有老臣草议，可说是写奏议最敏捷的作者了。又如吾丘寿王对禁民挟带弓弩的反驳，韩安国和反对与匈奴和亲者的辩论，贾捐之反对用大军平定朱崖郡叛乱的议论，刘歆关于不应毁武帝宗庙的争辩等，虽然内容和文辞各不相同，但都抓住奏议的要领了。至于东汉张敏反对“轻侮法”，郭躬议论秦彭并非擅自杀人，三国时魏国程晓驳斥校事官的流弊，司马芝建议再铸五铢钱，晋代何曾要求免除对已嫁妇女不合理的刑律，秦秀议论怎样定贾充的谥号等，都写得符合实际，公允恰当，可说是通晓奏议体制的了。汉代善于写驳议的，当以应劭为首；晋代长于写奏议的，则以傅咸为高。但应劭博通古事，而铨衡贯通，颇有条理；傅咸很懂治道，却写得枝蔓纷繁。至于陆机的《晋书限断议》，尚为锐利，但未删减其繁杂的文辞，颇有影响于文章的骨力：这些也还各有优点和一定的教育意义。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椟，郑人买椟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在于兹矣。
凡有行动，首先要加以议论；要明了事物，必须把可疑的问题考察清楚。这是为了严肃慎重地处理各种政务，使治国之道缓急适度。所以，写议奏的主要依据，必须以儒家经典为典范，继承前代的传统，研究当今的变化；说理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大发谬论，用词不应在文采藻饰上过分铺张。论祭祀，必须深悉礼仪；写战争，必须懂得军事；讲种田，首先要通晓农业；议断案，务须精通法律。然后突出其重大意义，运用公允严正的文辞。议奏文以明辨简洁为能，不以繁富的采饰为巧；论事以明白核实为美，不以深幽隐晦为奇：这就是议奏文的基本要领了。如果不通晓国家政治，而随意搬弄文墨，东拉西扯地构成文辞，牵强附会地凑成小巧，这种徒然施展华丽的文章，固然要被事实所抛弃；即使讲出一些道理，也被大量的文采所淹没了。从前秦穆公的女儿嫁给晋国的公子，随从大批服饰艳丽的陪嫁女，晋国人便重视陪嫁人而轻视秦穆公之女；楚国有人卖珠给郑国，用熏了桂香、装饰了玫瑰的精制匣子，郑国人只买盛珠的匣子而把珠退回。如果文饰淹没了所讲的道理，形式胜过了所表达的内容，那末，秦人嫁女、楚人卖珠的故事，便又出现在今天了。
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之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观晁氏之对，证验古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魏晋已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晋策秀才，而麏兴于前：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
又一种叫做“对策”，是应帝王的诏命而陈述政事的；一种叫做“射策”，是就自己探取的试题而呈献意见的。对答中旨，说理准确，就像对着箭靶以射中目的。所以，“对策”、“射策”虽是两个不同的名称，但都是奏议的体制之一。古代学成的人，是通过口头上考核入官。到西汉文帝中期，选任官吏才开始有举贤良的制度；晁错的《举贤良文学对策》，是当时高中的优秀作品。到汉武帝时期，策士制度大放光明，广泛搜求杰出人才。参加对策的人，第一名提升任用；参加射策的人，考入甲科者授官：这的确是选拔贤才的重要方法。读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引用古今事理为证验，措辞简洁，用事贯通而丰富，他的试策名列前茅，事实证明他确是写得不错的。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根据《春秋》的道理，本于阴阳之气的变化，考察历代的发展变化，写得虽多却不混乱，就因为作者深明事理。公孙弘的《举贤良对策》，简略而不够广博，但能抓住要点来运用文辞，论事确切而情意明显；因此，主考官列为下第，汉武帝却提升为第一名。杜钦的《白虎殿对策》，虽然简略却有专指；他的文辞是为治世而发，不是为做文章而写。其后，东汉的鲁丕，文辞朴素，以博雅入选，独中高第。以上五家，都是前代最显著的典范。魏晋以后的对策，逐渐追求文采华丽，用华丽之文来对待具体的政事，已有很大缺陷了，何况像晋元帝时的应试者，即使到场，也称病不敢对答。这时就虽想求得对策之文，却不可能了。所以，汉成帝鸿嘉二年，正当博士举行饮酒礼的时候，一群野鸡飞集于堂上；晋成帝咸和六年，正当策试秀才之际，一只獐子跑到堂前：这不是别的怪事，而是有失于选拔人才所出现的不正常现象。
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镕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立足文远，不其鲜欤！
驳议侧重于辨析事理，各有其不同的见解；对策主要用以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目的在于发扬光大治国之道。因此，论事要深明政术，说理要切合实际；应参考汉代文武之世的经验来治理当世，而不是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要能随机应变以拯救世事，而非刻薄的欺人之谈；要如广阔的风而吹送得遥远，像充满的水却不外溢：这就是朝廷的美对了。文人应具备的才力，真是不易呀！有的熟练治理，却缺乏文才；有的精于文辞，对政事却很生疏；对策所需的人才，确是全面的通才，文质兼备的人，历史上不是很少么？
赞曰：议惟畴政，名实相课。断理必纲，摛辞无懦。对策王庭，同时酌和。治体高秉，雅谟远播。
总之，“议”用于商讨政事，应该名实相符。分析道理要有力量，运用文辞不能软弱。在帝王之前对策，众多的应试者同时斟酌对答；只要把握好议对文应有益于治道的特点，雅正的谋议就能远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