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律》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三篇。从《声律》到《练字》的七篇，就是刘勰的所谓“阅声字”部分。这部分主要是论述修辞技巧上的一些问题，并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本篇专论声律的运用，也讲到一些声律上的理论问题。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研究声律对文学创作的必要。刘勰认为声律是总结人的发音规律而来的，而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更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关键”，这是必须研究声律的原因之一。语言的声音有高低抑扬之别，有因发音部位不同而形成的种种差异，怎样掌握这些特点，使语言的运用合于宫商，是必须研究声律的理由之二。最后从人的发音与乐器发音之别，说明人的发音规律不易掌握，所以必须研究有关声律的理论。
第二部分就主要是从理论上来探讨写作上的声律问题。其中涉及双声、叠韵，平仄的配合以及和声、押韵等。刘勰正处于四声初步形成的时期，当时论音韵的人虽大都借用古代的五音来讲四声，但四声的特点已基本明确了；平上去入的名称当时还未广泛运用，但从《诗品序》中的“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来看，可能在刘勰生活的齐梁时期，已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中有所运用了。刘勰在本篇虽未讲到平上去入，但平仄错综配合的基本道理已讲得相当明确了。刘勰和沈约的认识大致相近，只是侧重于自然音律，而没有提出拘忌文意的烦琐规定。
第三部分主要是联系具体作家讲正声和方言的利弊，进一步总结掌握正确音律的必要。刘勰认为运用正确的音韵，就能势如转圜，无往不适；运用错误的音韵，就如圆凿方枘，难以调和。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他肯定以《诗经》为代表的正声，而不满于《楚辞》的楚声，一再斥《楚辞》为“讹韵”、“讹音”，这显然和他宗经的正统思想有关。诗文中杂用方言土语，虽有可能造成音韵的不谐，但对文学作品来说，既不应一概排斥方言，更不应以此区分“正响”与“讹音”而贬低《楚辞》。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商徵响高，宫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摘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
音律的产生，原是从人的声音开始的。人声具有五音，来自先天的气性，古代帝王就是根据人声的五音来制乐作歌的。由此可见，乐器的声音，是表现人的声音，而不是人的声音仿效乐器。所以，语言是构成文章的关键，更是表达思想的枢纽；至于语言的音韵，则是求其和人的口吻协调而已。古代教唱歌，首先要琢磨发音的方法，使疾呼合于宫音，徐呼合于徵音。属清声的徵、羽二音强，属浊声的宫、商二音弱；高亢的喉音和伸直的舌音各异，聚合的唇音和急激的齿音有别，强音和弱音相对：这些区别都是很明显的。如果弹琴时声音不协调，自然知道对弦柱加以调整；写文章时要是声律失调，就不易弄清从何调整了。琴弦发出的声音，尚能使之和谐，发自作者内心的声音，反而不能和谐，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因为在外的声音容易辨识，内心的声音不易认清。在外的声音容易掌握，是由于可以用手决定琴弦；内心的声音不好控制，则由于声音和心思纷乱不一。这只能从掌握音律技巧来求得解决，是难以用文辞说明白的。
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
字声有的飞扬，有的低沉，有的是双声，有的是叠韵；双声字中间被其他字隔开，就往往不协调，叠韵词分离在两处，就必然违背声律；一个句子的字声全是低沉的，声音就像要断气一样，全是高昂的，就一直上升而不婉转：应使低昂之声像转动辘轳一样相互交错，像鱼龙的鳞甲那样整齐排列；声律的适当配合稍有错乱，就会前阻后碍，这种毛病，就是文人的口吃病了。口吃的病根，在于作者爱好诡奇；一心去追逐新奇，就造成发音的杂乱。要想解除这种毛病，首先必须坚决割断对怪异的爱好。左边受阻就从右边想办法，后边积滞就疏通前面，这就可使声音转动在口中，像振动玉器玲玲作响；悦耳的辞句，如成串的珍珠相联不绝。所以，表达思想感情的作品，好坏寄托在吟咏上，诗歌的滋味从句子的安排中流露出来，工夫全在句子的“和”与句未的“韵”上：不同字调的适当配合就叫“和”，同韵的字相呼应就叫“韵”。句末用韵是有定的，确定之后其余的韵都好处理；句子的和谐有高低抑扬的不同，要句子之间配合好就比较困难了。一般散文容易写得精巧，但要把一篇散文的声律调配和谐就很难；诗歌写作虽不易精巧，押韵却是比较容易的。声律上很多细微不明显的变化，虽然不能一一讲到，但举其大要，基本上不出以上所论。
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籥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疏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至于声律的全面调和，犹如吹奏可以和众声的籥；回旋地运用声韵，就像调和较复杂的瑟。调和瑟音须要移动弦柱，所以常常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形；籥的管、孔有定，因而任意吹奏都可一致。曹植和潘岳的作品，就如吹籥的无处不谐；陆机和左思的作品，就像调瑟的常有不和。这只是略举大概，其他作家作品可由此类推。此外，《诗经》的作者运用音韵，大都清楚准确；《楚辞》用的是楚地的声音，所以错乱的声韵很多。到西晋张华论韵，曾说陆机作品中的楚音很多；他的楚音正如《文赋》中所说的“不能改变”。这就可说是屈原作品的余响，有失于雅正的声韵了。切合的声韵运用起来，势如圆形物体的转动：不协调的音韵运用起来，就比在圆孔中投方榫还困难。写作中能避免圆凿方榫，就不会出大的毛病了。音律精深的作者，要仔细剖析文字的声音；不很懂声律的作者，用到什么字就是什么音，这就好像远风通过物体的孔穴而发出的声响，或者是南郭先生的滥竽充数了。古人身上佩带玉器，发出的声音左边合于宫声，右边合于徵声，使步行有一定的度数，因而声音毫不混乱；何况用音韵使诗文合律，怎能轻易忽视呢？
赞曰：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割弃支离，宫商难隐。
总之，表明情志，应该高远；安排音韵，则须细密。声音发自心胸，协调在于口吻。声韵要如咸盐酸梅配合得当，把榆实、堇菜调和得味美可口；只要摈除那些不正之音，和谐的宫商就自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