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瑕》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一篇，论述写作上应注意避免的种种毛病。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论避免瑕病的必要，认为文学作品极易广为流传并深入人心。古今作者在写作中很难考虑得全面周到，而文章稍有污点，就千年万载也洗刷不掉，所以说避免瑕病“可不慎欤”。其次用实例说明内容上的四种重要毛病：一是用词不当，二是违反孝道，三是尊卑不分，四是比拟不伦。
第二部分从用字用义方面提出当时创作中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是用字“依希其旨”，含意模糊不清。其中举到的“赏际奇至”、“抚叩酬即”二例，由于其原文今不可考，它本身又是含意不明的典型，所以，有关这几句的论述，现在也难得确解。但用意含糊确是当时的弊病之一，刘勰对这种倾向的批评，总的精神是对的。第二是在字音上的猜忌而出现的问题，这和当时文人多习字音反切有关，没有什么普遍意义。第三是剽窃他人文辞，刘勰用小偷大盗来嘲讽这种行为，指出偷来的文辞“终非其有”；但古今有别，不可一概而论。
第三部分论注解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以薛综注《西京赋》和应劭解释“匹”字二例为鉴戒。刘勰对“匹”字的解释颇有道理，多为后世论者所取。（刘世儒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比较诸说，认为“恐怕还是刘氏和段氏的说法可靠些”）
在本篇所讲的种种瑕病中，有的是从封建道德观念出发的，特别是左思一例，因“说孝不从”而否定其整个作品，不仅说明刘勰儒道观念之重，也反映他在批评方法上的重要错误。但本篇所提出的一些弊病，如用词不当、比拟不伦、“依希其旨”、“掠人美辞”等，在文学创作中具有一定普遍性，论者“举以为戒”，希望作者引起重视而力求避免，还是很有必要的。
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然则声不假翼，其飞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难；以之垂文，可不慎欤！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若夫君子拟人必于其伦，而崔瑗之诔李公，比行于黄虞；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与其失也，虽宁僭无滥，然高厚之诗，不类甚矣。凡巧言易标，拙辞难隐，斯言之玷，实深白圭。繁例难载，故略举四条。
管仲曾说：“没有翅翼而能四处飞扬的是声音，没有根柢而能深入牢固的是情感。”但声音不需要翅翼就很容易飞扬，情感不依靠根抵也不难牢固，根据这个道理来从事写作，能不十分慎重么！自古以来的作者，在不同时代竞相驰骋：有的才华卓越而豪放迅疾，有的思考精致而细密，但思虑所及往往难于全面，很少做到毫无瑕病。曹植在写作上，是众多文人中较为英俊的了，他在《武帝诔》中却说：“尊贵的英灵永远蛰伏。”在《冬至献袜颂》中又说：“圣王的身体轻浮地飞翔。”说“轻浮”就好像是胡蝶，说“永蛰”则容易怀疑为昆虫；把这种描写用于最尊贵的帝王，怎能恰当呢！又如左思的《七讽》，有说之以孝而不从的话，既然如此违反大道，其他内容就不值得一看了。潘岳的文才，是善于写哀伤之作，但写对内兄的伤痛，就说有其留下的“口泽”；写对幼子的哀悼，就说他思念之心“如疑”。“口泽”和“如疑”，都是《礼记》中对尊敬的父母用的，潘岳却用之于晚辈，文辞虽然写得很悲哀，但有失于尊卑有别的大义。至于对人物的比拟，必须合于伦类。可是崔瑗对李公的诔文，把他的行为比之黄帝和虞舜；向秀在《思旧赋》中怀念嵇康，竟把李斯的罪过和嵇康相比。如果不得已而用不当的比拟，那就宁可好的方面比得过头一些，而不要对坏的方面比得太重；但像高厚那样的诗句，比拟得过分不伦不类仍是不对的。大凡精妙的言辞容易显露，拙劣的毛病也难以掩盖，只要有了缺点，就比洁白的玉器上有了缺点更难磨掉。文章的瑕病是很多的，不可能全部列举出来，所以只大致提出以上四点。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而晋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赏际奇至”之言，终无“抚叩酬即”之语；每单举一字，指以为情。夫“赏”训锡赉，岂关心解；“抚”训执握，何预情理；《雅》、《颂》未闻，汉魏莫用；悬领似如可辩，课文了不成义。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又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排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时同者为尤矣。
文章写作的基本途径，不外用字和立义两个方面：用字要根据正确的解释来确定含义，立义要通过正确的道理来阐明。晋末以来的作品，有的意旨模糊不清，开始有“赏际奇致”的奇言，后来有“抚叩酬酢”的怪语；且常常是单独标出一字，用以表达情感。“赏”字的意思是赏赐，和内心是否领会毫不相关；“抚”字的意思是执持，也牵涉不到什么情理：这都是《诗经》中未曾见到，汉魏时期也无人用过的。笼统含混地领会似乎还可辨识，核实文字就完全不成其为意义。这都是情感不正常所产生的变化，文风衰落造成的弊病。到刘宋以后的作者，仍然没有改变，老毛病已习染成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近代的作家，大都爱好猜忌，以至从语音相同的字上寻找缺点，从反切出的字音去挑取毛病：这在古代虽不重要，在今天就要受到指责了。此外，所写和他人的文章雷同，按理应当加以删改。如果掠取人家的美辞，当做自己的创作，就像古代阳虎窃取了鲁国的宝玉大弓，终于不是自己应有之物而退还。全部抄袭别人的作品，就如巨盗窃取整箱的财物；部分采取他人的文辞，则如小偷摸人家的口袋；但袭用前人论述的很浅薄，窃取当代著作就是过错了。
若夫注解为书，所以明正事理，然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西京赋》称，“中黄、育、获之畴”，而薛综谬注，谓之“阉尹”，是不闻执雕虎之人也。又《周礼》井赋，旧有“匹马”；而应劭释“匹”，或量首数蹄，斯岂辩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车“两”而马“匹”，“匹”、“两”称目，以并耦为用。盖车贰佐乘，马俪骖服；服乘不只，故名号必双，名号一正，则虽单为匹矣。匹夫匹妇，亦配义矣。夫车马小义，而历代莫悟；辞赋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钻灼经典，能不谬哉！夫辩言而数筌蹄，选勇而驱阉尹，失理太甚，故举以为戒。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若能檃括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
至于注释之成为书籍，是用以辨明事理的，但由于研究得不正确，有的便轻率地做了判断。张衡在《西京赋》中讲到“中黄伯，以及夏育、乌获之类勇士”，薛综把中黄伯误注为宦官的头目，这是他不知道中黄伯是能执雕虎的勇士。又如《周礼》中讲按井田征收赋税，过去有三十户出“匹马”之说，而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解释“匹”字，有按马头数马蹄的说法，这岂是辨别事物的要义呢？考查古代正定名称的原意，车用“两”而马用“匹”，“匹”和“两”的称呼，都是取并偶的意思。随帝王朝会和祭祀的贰车、军事和打猎的佐车，驾车在中的两服、在外的两骖，都是双马。既然这些都不是单的，所以它们的名称必须成双；名称一经正定之后，就虽是单数也通称为“匹”了。所谓“匹夫匹妇”，也就是取配偶的意思。车马名称的含义是比较简单的，历代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辞赋是文人的家常便饭，还有人注得差之千里，何况研讨宏深的儒家经典，怎能不发生错误呢？为辨别“匹”字而计算马头马蹄，挑选勇士却推出了宦官头子，都是错得过分突出的例子，所以举为鉴戒。绘画是开始鲜明而后来变色，文章却可年代越久而更为光彩；如能在写作时改正了作品中的缺点，就可传之千载而永无愧色了。
赞曰：界氏舛射，东野败驾。虽有俊才，谬则多谢。斯言一玷，千载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亚。
总之，善于射箭的后羿曾出过差错，善于御马的东野稷也有过失误。虽然有杰出的才能，出了错误就很惭愧。作品中一个小小的污点，一千年也改变不了。能写出没有毛病的好作品，也就和写作的高手相去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