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quán全）赋》是《文心雕龙》的第八篇。在汉魏六朝时期，“赋”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所以，刘勰把《诠赋》列为文体论的第四篇来论述。
“诠”是解释，“诠赋”是对赋这种文体有关创作情况的阐释论述。全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赋”的含义及其起源。这是过去评论家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刘勰着重说明赋和《诗经》、《楚辞》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部分主要讲汉赋的创作情况，说明大赋和小赋的不同特点。第三部分评论先秦、两汉和魏晋时期十八家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第四部分总结赋的创作原则。
刘勰在本篇提出了“睹物兴情”，“情以物观”的基本创作原理，主张雅正的内容和华丽的文辞相配合，而反对没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这些意见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汉赋的形式主义倾向是明显的。刘勰虽然批判了“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的不良倾向，但在他所论及的代表作品中，许多肯定是不当的。刘勰把赋分为大赋、小赋两类，并初步总结了它们的不同特点；这种划分一直沿用到现在。但刘勰对大赋的缺点和小赋的优点，都还认识不够。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扌豆 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在《诗经》的“六义”中，第二项就是“赋”。所谓“赋”，是铺陈的意思；铺陈文采，为的是描绘事物，抒写情志。从前周代召公说过：“各级官吏们献诗，主管教化的人进箴，眼睛有毛病的人诵诗。”《毛传》说：“登到高处能赋诗的人可以做大夫。”由此可见，《诗序》把赋和比、兴同列为《诗经》的表现手法，而其他书籍则把它和诗分开成为不同的类型。不过总起来看，相互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刘向说：“赋不能歌唱，只能朗诵。”班固说：“赋是《诗经》的一个支派。”像郑庄公赋“大隧之中”，晋国士蒍赋“狐裘尨茸”，篇幅很短，却都是自己作的；这种作品虽然接近后代所说的“赋”，可是还没有成熟。后来屈原创作《离骚》，才开始发展了赋的形式。所以，赋是起源于《诗经》，而发展于《楚辞》。接着就有荀况的《礼》、《智》等篇，以及宋玉的《风》、《钓》等赋，才正式给这种作品以“赋”的名称，它就和诗分家了。“赋”本来是“六义”的一部分，现在却居然壮大而独立起来。于是，作者常常从两人对话引起，极力描写事物的声音状貌而追求文采。这是赋和诗分家而独自命名的开始。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秦代文学不发达，但也有一些《杂赋》。汉代初年，不少作家继前代而起。陆贾开了端，贾谊予以发展，枚乘和司马相如继承这个风气，王褒和扬雄扩大这个趋势。枚皋、东方朔以后，作者便把一切事物都写在赋里。汉宣帝时作品便已很多，成帝时曾加以整理，献到宫廷里来的赋有一千多首。探讨赋的起源和演变，可以看出它的确是兴起于楚国而繁盛于汉代。有些赋描绘京城和宫殿，叙述苑囿和狩猎，或者记载远行，抒写自己的抱负和家世。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意义是比较广大的。这种赋，篇首常常有序言，末尾还有“乱辞”做结束。设置序言，用以首先说出全篇的主要意义；“乱辞”总结全篇，可以进一步发挥文章的气势。从前《诗经》中《那》诗的末章，闵马父称之为“乱”，可见殷人编集《商颂》和楚人写作辞赋，都有这个名称。这些都属于大赋的领域，是写得典雅的主要特点。此外，还有些赋描写草木禽兽以及各种事物，它们触动作者的兴致而引起创作的情感，在事物的变化中情和物相结合。要形容各种事物，语言便应细致周密；要刻划它们，从旁说明较为合适。这些都属于小赋的范围，是写得奇巧的主要特点。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试看荀卿的《赋篇》，大都用讠隐 语的方式，叙述事物常常自问自答：宋玉的赋发出巧妙的言谈，确是过分华丽的开始；枚乘的《梁王菟园赋》，描写扼要而又结合新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内容繁多，文辞艳丽；贾谊的《鵩鸟赋》，善于阐明情理；王褒的《洞箫赋》，能把箫的状貌和声音都形容尽致；班固的《两都赋》，写得辞句明畅绚烂而内容雅正充实；张衡的《二京赋》，笔力刚健而含义丰富；扬雄的《甘泉赋》，包含深刻而美好的教训；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具有飞扬生动的气势。以上十家都是辞赋中的杰出作品。此外，如王粲很细密，他的赋发端有力；徐幹很博学，他的赋，富丽的文采处处可见；左思和潘岳在大赋上都有成就；陆机和成公绥的赋另有其不同的成就；郭璞写的赋，华丽巧妙，道理丰富；袁宏写的赋，慷慨激昂，韵味无穷。这几家是魏晋时期辞赋家的代表。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原来所谓“登高能赋”的意思，就是因为看到外界事物就引起内心的情感。情感既由外界事物引起，那么作品内容必然明显雅正；事物既然通过作者情感来体现，那么文辞必然巧妙华丽。华丽的文辞和雅正的内容相结合，就像美玉的花纹一样配合得恰当。好比丝、麻织品要讲究红色或赤色，绘画要加上黑色或黄色似的。文采固然要求新颖，但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色调虽应丰富多采，但必须有一定的底色。这就是写赋的基本要点。不过，有些只注意微未小节的人，不重视根本，他们即使学习了一千篇赋，反更迷惑而抓不住主要的东西。结果就像太多的花朵妨碍了枝干，过于肥胖损害了骨骼一样，写出赋来，既没有教育作用，对于劝戒也毫无益处，所以扬雄后悔写这种雕虫小技的作品，因为这和织薄纱一样，不免要惹人责怪的。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木片 滞必扬，言庸无隘。风归丽则，辞剪美稗。
总之，赋是由《诗经》演变出来的，后来又分成大赋和小赋。它描绘事物的形貌，美得好比雕刻绘画似的；它能够把不明白的描写清楚，写平凡的事物也不使人感到太鄙陋。有教化作用的赋，必须写得华丽而有法度，并剪裁去那些华而不实的文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