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檄（xí习）移》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篇，论述檄、移两种文体，重点是讲檄文。檄文“或称露布”。“露布”在汉魏六朝期间和檄文基本相同，唐宋以后，檄文就专指出师前对敌人的书面讨伐，“露布”则专指战胜后的告捷文书。
本篇分檄和移两个部分，前两段讲檄，第三段讲移，第一段从檄的起源，讲到战国时期正式出现檄文以后的主要作品，结合论述檄文在征讨敌人中应起的作用。第二段讲檄文的基本特点和要求。第三段简论移和檄、移的区别。
“奉辞伐罪”的檄文，是用于军事行动的宣传文，具有较强的战斗性。刘勰所讲檄文的作用，主要有三：一是奋其武威，使敌人闻风丧胆，长自己的威风，灭敌人的斗志；二是充分揭露敌人的罪恶，说明其恶贯满盈，死到临头；三是从精神上摧毁敌人，使敌人的万丈高城，不攻自破。怎样才能使檄文产生这样巨大的效果？刘勰所总结的写作要求是：第一，从善恶、天道、人事、强弱、权势等各个方面分析敌我形势，说明我胜敌败的必然性；第二，表达方法上既要基于国家的信誉，又要参以兵诈，既不要太老实，又要写得冠冕堂皇；第三，叙事说理，都要明确果断，气势旺盛而信心百倍。
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兵先乎声，其来已久。昔有虞始戒于国，夏后初誓于军，殷誓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五誓师，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齐桓征楚，诘苞茅之阙；晋厉伐秦，责箕郜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夫兵以定乱，莫敢自专：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诸侯御师，则云肃将王诛。故分阃推毂，奉辞伐罪，非唯致果为毅，亦且厉辞为武：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惩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摇奸宄之胆，订信慎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观隗嚣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陇右文士，得檄之体矣。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邱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钟会《檄蜀》，征验甚明；桓公《檄胡》，观衅尤切：并壮笔也。
雷声的震动，从光耀的闪电开始；军队的出征，要首先传出其威武的声势。因此，看到闪电就害怕巨雷，听到声势就害怕军威。军事行动首先要传出声威，这在很久以前就有了。相传有虞氏便开始警诫国内百姓，夏后氏已开始教训军队，殷代帝王也曾在军门外训示百姓，周代帝王在交战之前对军队进行过训誓。由此可见，无论有虞氏的警戒士兵，还是夏、商、周的教训部队，都是宣传教育自己的民众，还没有用到敌人的。到周穆王西征大戎时，祭公谋父提出：“古代有威严地谴责敌人的训令，有诰诫对方的文告。”这就是檄文的源头了。到春秋时期的征伐，因为是诸侯发起的，恐怕对方不服，所以出兵必须有一定的名义，用以振奋自己的威风，揭发对方的昏乱；这也就是刘献公所说的：“一方面用文辞告诫对方，一方面用武力强迫对方。”春秋时齐桓公征讨楚国，就首先责问了楚国不进贡茅草等罪过；晋厉公讨伐秦国，曾斥责秦国侵挠焚烧晋国箕、郜等地的罪行；齐国的管仲，晋国的吕相，在齐晋两国出兵之前向敌国的指责，仔细研究它的意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檄文了。到了战国时期，才正式称这种文辞为“檄”。所谓“檄”，就是明白，就是把问题宣扬揭示出来，使之明明白白。张仪的《为文檄告楚相》，是一尺二寸长的简书，因为是明白昭著的文字，所以有的称为“露布”，用以扩大视听。出兵是平乱的重大事件，任何个人都不敢自作主张。即使皇帝亲自出征，也要说，他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诸侯用兵，就说他是敬奉帝王之命来进行诛伐。所以，古代帝王遣将出征时，不仅亲自推车送出，还要授给将领处理都城之外的军事大权。奉持正直之辞去讨伐敌人，不仅要使自己的行动果敢坚毅，并且要用有力的檄文，形成强大的威力：使讨敌的声威如暴风袭击，气势如彗星横扫；振奋全军将士的威怒，聚集于讨伐的罪人；说明敌人的罪恶已到了必须惩罚的时候，显示出敌人恶贯满盈的气数；用以动摇作恶者的胆量，稳定顺服者的决心；使敌人的百尺战车，被咫尺檄文摧毁，万丈城墙，被一纸檄文推倒。东汉隗嚣的《移檄告郡国》，列举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状。它的文字不加雕饰，但用辞确切，事理明显，这说明隗嚣门下的文士，已掌握檄文的基本体制了。汉未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写得理直气壮。虽然其中骂曹嵩是宦官的养子等，对其隐密揭露过分；说曹操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从事的挖坟盗墓活动，有点诬过其实，但能以抗直的文辞写其罪过，他的揭露就十分明白了。陈琳敢于对着曹操的锋芒，幸而后来竟免于被曹操当做袁绍的党羽而杀掉。魏国钟会的《移蜀将吏士民檄》，用历史事实作证验，也讲得很明白。东晋桓温的《檄胡文》，着眼于敌人的罪恶更为急切。以上这些，都是写得很有力的檄文。
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或违之者也。故其植义飏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又州郡征吏，亦称为“檄”，固明举之义也。
檄文的主要写作特点，或者是表明我方的美善兴盛，或者是述说敌方的苛刻残暴；指明天道，分析人事，计算强弱，衡量权势；引往事以预卜敌方失败的命运，举成例示对方以鉴戒。这样说虽要本于国家的信用，其实要加上用兵的诈谋。用巧诈之辞来宣传自己的意旨，用光明有正大的言辞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以上几点，是所有的檄文都不能违背的。因此，檄文的写作，无论确立意义或运用文辞，都必须坚强有力。插上羽毛的檄文是表示紧急，就不能把文辞写得过于松缓；敞露简板向大众宣传的檄文，就不应把意义写得隐晦不明。必须把事理写得清楚明白，气势旺盛而文辞果断，这就是写檄文的基本要点。如果卖弄曲折之趣，细密之巧，这种才能对檄文来说，就没有什么可取了。此外，州郡征召官吏的文书，也叫做“檄”，这也是取公开推举的意思。
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刘歆之《移太常》，辞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陆机之《移百官》，言约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与檄参伍，故不重论也。
所谓“移”，就是转变；就是移风易俗，发出命令老百姓就随从执行。西汉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文辞明白而比喻广博，已具有移和檄的特征。到东汉刘歆写的《移太常博士书》，文辞有力而意义明辨，这是政治方面最早的一篇移文。西晋陆机的《移百官》，言辞简约而叙事明显，这是军事方面一篇重要的移文。所以，檄和移通用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在军事上，对反对派用檄，对顺从的人则用移。用移文来淘洗老百姓的思想，使上下牢固一致。移和檄的意思和运用虽然稍有不同，但体制和基本意义是大致相同的；移文的情况和上述檄文错综相近，所以就不再重复论述了。
赞曰：三驱弛刚，九伐先话。肇鉴吉凶，蓍龟成败。惟压鲸鲵，抵落蜂虿。移宝易俗，草偃风迈。
总之，好像三面驱赶禽兽，要把捕网的一面放松；对各种罪人的征伐，先要用檄文声讨。檄文要像明镜一样让对方照清其吉凶，像占卜一样向敌人表明其成败。要狠狠打击罪魁祸首，消灭那害人的毒虫。移文确实可以移风易俗，就如草的顺风倒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