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蓝东阳的时代。他丑，他脏，他无耻，他狠毒，他是人中的垃圾，而是日本人的宝贝。他已坐上了汽车。他忙着办新民会的事，忙着写作，忙着组织文艺协会及其他的会，忙着探听消息，忙着恋爱。他是北平最忙的人。
当他每天一进办公厅的时候，他就先已把眉眼扯成象天王脚下踩着的小鬼，狠狠的向每一个职员示威。坐下，他假装的看公文或报纸，而后忽然的跳起来，扑向一个职员去，看看职员正在干什么。假若那个职员是在写着一封私信，或看着一本书，马上不是记过，便是开除。他以前没作过官，现在他要把官威施展得象走欢了的火车头似的那么凶猛。有时候，他来得特别的早，把职员们的抽屉上的锁都拧开，看看他们私人的信件，或其他的东西。假若在私人信件里发现了可疑的字句，不久，就会有人下狱。有时候，他来的特别的迟，大家快要散班，或已经散了班。他必定要交下去许多公事，教他们必须马上办理，好教他们饿得发慌。他喜欢看他们饿得头上出凉汗。假若大家已经下了班，他会派工友找回他们来；他的时间才是时间，别人的时间不算数儿。特别是在星期天或休假的日子，他必定来办公。他来到，职员也必须上班；他进了门先点名。点完名，他还要问大家：“今天是星期日，应当办公不应当？”大家当然要答应：“应当！”而后，他还要补上几句训词：“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精神！什么星期不星期，我不管！我只求对得起天皇！”在星期天，他这样把人们折磨个半死，星期一他可整天的不来。他也许是在别处另有公干，也许是在家中睡觉。他不来办公，大家可是也并不敢松懈一点，他已经埋伏下侦探，代他侦察一切。假若大家都怕他，他们也就都怕那个工友；在他不到班的时候，工友便是他的耳目。即使工友也溜了出去，大家彼此之间也还互相猜忌，谁也不晓得谁是朋友，谁是侦探。东阳几乎每天要调出一两个职员去，去开小组会议。今天他调去王与张，明天他调去丁与孙，后天……当开小组会议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正经事和他们商议，而永远提出下列的问题：“你看我为人如何？”
“某人对我怎样？”
“某人对你不甚好吧？”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怎样回答——捧他。他没有真正的学识与才干，而只捉住了时机，所以他心虚胆小，老怕人打倒他。同时，他又喜欢听人家捧他，捧得越肉麻，他心里越舒服。听到捧，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确伟大；而可以放胆胡作非为了。即使有人夸赞到他的眉眼，他都相信，而去多照一照镜子。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就不易回答。大家不肯出卖朋友，又不敢替别人担保忠心耿耿，于是只好含糊其词。他们越想含糊闪躲，他越追究得厉害；到末了，他们只好说出同事的缺点与坏处。这可是还不能满足他，因为他问的是：“某人对我怎样？”被迫的没了办法，他们尽管是造谣，也得说：“某人对你不很好！”并且举出事实。他满意了，他们可是卖了友人。
第三个问题最厉害。他们是给日本人作事，本来就人人自危，一听到某人对自己不好，他们马上就想到监狱与失业。经过他这一问，朋友立刻变成了仇敌。
这样，他的手下的人都多长出了一只眼，一个耳，和好几个新的心孔。他们已不是朋友与同事，而是一群强被圈在一块儿的狼，谁都想冷不防咬别人一口。东阳喜欢这种情形：他们彼此猜忌，就不能再齐心的反抗他。他管这个叫作政治手腕。他一会儿把这三个捏成一组，反对那四个；一会儿又把那四个叫来，反对另外的两个。他的脸一天到晚的扯动，心中也老在闹鬼。坐着坐着，因为有人咳嗽一声，他就吓一身冷汗，以为这是什么暗号，要有什么暴动。睡着睡着也时常惊醒，在梦里他看见了炸弹与谋杀。他的世界变成了个互相排挤，暗杀，升官，享受，害怕，所组成的一面蛛网，他一天到晚老忙着布置那些丝，好不叫一个鸟儿冲破他的网，而能捉住几个蚊子与苍蝇。
对于日本人，他又另有一套。他不是冠晓荷，没有冠晓荷那么高的文化。他不会送给日本人一张名画，或一对古瓶；他自己就不懂图画与磁器，也没有审美的能力。他又不肯请日本人吃饭，或玩玩女人，他舍不得钱。他的方法是老跟在日本人的后面，自居为一条忠诚的癞狗。上班与下班，他必去给日本人鞠躬；在办公时间内还要故意的到各处各科走一两遭，专为给日本人致敬。物无大小，连下雨天是否可以打伞，他都去请示日本人。他一天不定要写多少签呈，永远亲自拿过去；日本人要是正在忙碌，没工夫理会他，他就规规矩矩的立在那里，立一个钟头也不在乎，而且越立得久越舒服。在日本人眼前，他不是处长，而是工友。他给他们点烟，倒茶，找雨伞，开汽车门。只要给他们作了一件小事，他立刻心中一亮：“升官！”他写好了文稿，也要请他们指正，而凡是给他删改过一两个字的人都是老师。
他给他们的礼物是情报。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有价值的消息去报告，而只求老在日本人耳旁唧唧咕咕，好表示自己有才干。工友的与同事们给他的报告，不论怎么不近情理，他都信以为真，并且望风捕影的把它们扩大，交给日本人。工友与同事们贪功买好，他自己也贪功买好，而日本人又宁可屈杀多少人，也不肯白白的放过一个谣言去。这样，他的责任本是替日本人宣传德政，可是变成了替日本人广为介绍屈死鬼。在他的手下，不知屈死了多少人。日本人并不讨厌他的罗嗦，反倒以为他有忠心，有才干。日本人的心计，思想，与才力，都只在一颗颗的细数绿豆与芝麻上显露出来，所以他们喜爱东阳的无中生有的，琐碎的，情报。他的情报，即使在他们细心的研究了以后，证明了毫无根据，他们也还乐意继续接受他的资料，因为它们即使毫无用处，也到底足以使他们运用心计，象有回事儿似的研究一番。白天见鬼是日本人最好的心理游戏。
蓝东阳，这样，成了个红人。
他有了钱，坐上了汽车，并且在南长街买了一处宅子。可是，他还缺少个太太。
他也曾追逐过同事中的“花瓶”，但是他的脸与黄牙，使稍微有点人性的女子，都设法躲开他。他三天两头的闹失恋。一失恋，他便作诗。诗发表了之后，得到稿费，他的苦痛便立刻减轻；钱是特效药。这样，他的失恋始终没引起什么严重的，象自杀一类的，念头。久而久之，他倒觉得失恋可以换取稿费，也不无乐趣。
因为常常召集伶人们，给日本人唱戏，他也曾顺手儿的追逐过坤伶。但是，假若他的面貌可憎，他的手就更不得人缘；他的手不肯往外掏钱。不错，他会利用他的势力与地位压迫她们，可是她们也并不好欺负，她们所认识的人，有许多比他更有势力，地位也更高；还有认识日本人的呢。他只好暗中诅咒她们，而无可如何。及至想到，虽然在爱情上失败，可是保住了金钱，他的心也就平静起来。
闹来闹去，他听到瑞丰丢了官，也就想起胖菊子来。当初，他就很喜欢菊子，因为她胖，她象个肥猪似的可爱。他的斜眼分辨不出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他的贪得的心里，只计算斤量；菊子那一身肉值得重视。
同时，他恨瑞丰。瑞丰打过他一拳。瑞丰没能替他运动上中学的校长。而且，瑞丰居然能作上科长。作科长与否虽然与他不相干，可是他心中总觉得不舒泰。现在，瑞丰丢了官。好，东阳决定抢过他的老婆来。这是报复。报复是自己有能力的一个证明。菊子本身就可爱，再加上报仇的兴奋与快意，他觉得这个婚姻实在是天作之合，不可错过。
他找了菊子去。坐下，他一声不出，只扯动他的鼻子眼睛，好象是教她看看他象个处长不象。坐了一会儿，他走出去。上了汽车，他把头伸出来，表示他是坐在汽车里面的。第二天，他又去了，只告诉她：我是处长，我有房子，我有汽车，大概是教她揣摩揣摩他的价值。
第三天，他告诉她：我还没有太太。
第四天，他没有去，好容些工夫教她咂摸他的“诗”的语言，与戏剧的行动中的滋味。
第五天，一进门他就问：“你想出处长太太的滋味来了吧？”说完，他便拉住她的胖手，好象抓住一大块红烧蹄膀似的，他的心跳得很快，他报了仇！从她的胖脸上，他看见瑞丰的失败与自己的胜利；他的脸上微微红了一点。她始终没有说什么，而只把处长太太与汽车印在了心上。她晓得东阳比瑞丰更厉害，她可是毫无惧意。凭她的一身肉，说翻了的时候，一条胖腿便把他压个半死！她怎样不怕瑞丰，便还可以怎样不怕东阳，他们俩都没有大丈夫的力量与气概。
她也预料到这个婚姻也许长远不了。不过，谁管那些个呢。她现在是由科长太太升为处长太太，假若再散了伙，她还许再高升一级呢。一个妇人，在这个年月，须抓住地位。只要能往高处爬，你就会永远掉不下来。看人家大赤包，那么大的岁数，一脸的雀斑，人家可也挺红呀。她曾经看见过一位极俊美的青年娶了一个五十多岁，面皮都皱皱了的，暗娼。这个老婆婆的绰号是“佛动心”。凭她的绰号，虽然已经满脸皱纹，还一样的嫁给最漂亮的人。以此为例，胖菊子决定要给自己造个象“佛动心”的名誉。有了名，和东阳散了伙才正好呢。
三下五除二的，她和东阳结了婚。
在结婚的以前，他们俩曾拉着手逛过几次公园，也狠狠的吵过几回架。吵架的原因是：菊子主张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而东阳以为简简单单的约上三四位日本人，吃些茶点，请日本人在婚书上的介绍人，证婚人项下签字盖章就行了。菊子爱热闹，东阳爱钱。菊子翻了脸，给东阳一个下马威。东阳也不便示弱，毫不退让。吵着吵着，他们想起来祁瑞丰。菊子以为一定要先把离婚的手续办清，因为离婚是件出风头的事。东阳等不及，而且根本没把瑞丰放在眼里。他以为只要有日本人给他证婚，他便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用不着再多顾虑别的。及至瑞丰拒绝了菊子的请求，东阳提议请瑞丰作介绍人，以便表示出赶尽杀绝。菊子不同意。在她心里，她只求由科长太太升为处长太太，而并不希望把祁家的人得罪净了。谁知道呢，她想，瑞丰万一再走一步好运，而作了比处长更大的官呢？东阳可以得意忘形，赶尽杀绝。她可必须留个后手儿。好吧，她答应下马上结婚，而拒绝了请瑞丰作介绍人。对于举行结婚典礼，她可是仍然坚持己见。东阳下了哀的美敦书：限二十四小时，教她答复，如若她必定要浪费金钱，婚事着勿庸议！
她没有答复。到了第二十五小时，东阳来找她：他声明：他收回“着无庸议”的成命，她也要让步一点，好赶快结了婚。婚姻——他琢磨出一句诗来——根本就是妥协。
她点了头。她知道她会在婚后怎样的收拾他。她已经收拾过瑞丰，她自信也必能教东阳脑袋朝下，作她的奴隶。
她们在一家小日本饮食店里，定了六份儿茶点，庆祝他们的百年和好。四个日本人在他们的证书上盖了仿宋体的图章。
事情虽然办得很简单，东阳可是并没忘了扩大宣传。他自己拟好了新闻稿，交到各报馆去，并且嘱告登在显明的地位。
在日本人来到以前，这种事是不会发生在北平的。假若发生了，那必是一件奇闻，使所有的北平人都要拿它当作谈话的资料。今天，大家看到了新闻，并没感到怎么奇怪，大家仿佛已经看明白：有日本人在这里，什么怪事都会发生，他们大可不必再用以前的道德观念批判什么。
关心这件事的只有瑞丰，冠家，和在东阳手下讨饭吃的人。
瑞丰的病更重了。无论他怎样没心没肺，他也受不住这么大的耻辱与打击。按照他的半流氓式的想法，他须挺起脊骨去报仇雪耻。可是，日本人给东阳证了婚，他只好低下头去，连咒骂都不敢放高了声音。他不敢恨日本人，虽然日本人使他丢了老婆。只想鬼混的人，没有爱，也没有恨。得意，他扬着脸鬼混。失意，他低着头鬼混。现在，他决定低下头去，而且需要一点病痛遮一遮脸。
冠家的人钦佩菊子的大胆与果断。同时也有点伤心——菊子，不是招弟，请了日本人给证婚。而且，东阳并没约请他们去参加结婚典礼，他们也感到有失尊严。但是，他们的伤心只是轻微的一会儿，他们不便因伤心而耽误了“正事”。大赤包与冠晓荷极快的预备了很多的礼物，坐了汽车去到南长街蓝宅贺喜。
已经十点多钟，新夫妇还没有起来。大赤包与侍从丈夫闯进了新房。没有廉耻的人永远不怕讨厌，而且只有讨厌才能作出最无耻的事。
“胖妹子！”大赤包学着天津腔，高声的叫：“胖妹子！可真有你的！还不给我爬起来！”
“哈哈！哈哈！好！好得很！”晓荷眉开眼笑的赞叹。
东阳把头藏起去。菊子露出点脸来，楞眼巴睁的想笑一笑，而找不到笑的地点。“我起！你们外屋坐！”“怕我干什么？我也是女人！”大赤包不肯出去。“我虽然是男人，可是东阳和我一样啊！”晓荷又哈哈了一阵。哈哈完了，他可是走了出去。他是有“文化”的中国人。
东阳还不肯起床。菊子慢慢的穿上衣服，下了地。大赤包张罗着给菊子梳头打扮：“你要知道，你是新娘子，非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可！”
等到东阳起来，客厅里已挤满了人——他的属员都来送礼道喜。东阳不屑于招待他们，晓荷自动的作了招待员。
菊子没和东阳商议，便把大家都请到饭馆去，要了两桌酒席。东阳拒绝参加，而且暗示出他不负给钱的责任。菊子招待完了客人，摘下个金戒指押给饭馆，而后找到新民会去。在那里，她找到了东阳，当着众人高声的说：“给我钱，要不然我会在这里闹一整天，连日本人闹得都办不下公去！”东阳没了办法，乖乖的给了钱。
没到一个星期，菊子把东阳领款用的图章偷了过来。东阳所有的稿费和薪金，都由她去代领。领到钱，她便马上买了金银首饰，存在娘家去。她不象大赤包那样能搂钱，能挥霍；她是个胖大的扑满，只吞钱，而不往外拿。她算计好：有朝一日，她会和东阳吵散，所以她必须赶快搂下老本儿，使自己经济独立。况且，手中有了积蓄，也还可以作为钓别的男人的饵，假若他真和东阳散了伙。有钱的女人，不论长得多么难看，年纪多大，总会找到丈夫的，她知道。
东阳感觉出来，自己是头朝了下。可是，他并不想放弃她。他好容易抓到一个女人，舍不得马上丢开。再说，假若他撵走菊子，而去另弄个女人，不是又得花一份精神与金钱么？还有菊子风言风语的已经暗示给他：要散伙，她必要一大笔钱；嫁给他的时候，她并没索要什么；散伙的时候，她可是不能随便的，空着手儿走出去。他无可如何的认了命。对别人，他一向毒狠，不讲情理。现在，他碰到个吃生米的，在无可如何之中，他反倒觉得怪有点意思。他有了金钱，地位，名望，权势，而作了一个胖妇人的奴隶。把得意变成愁苦，他觉出一些诗意来。亡了国，他反倒得意起来；结了婚，他反倒作了犬马。他是被压迫者，他必须道出他的委屈——他的诗更多了。他反倒感到生活丰富了许多，而且有诗为证。不，他不能和菊子散伙。散了伙，他必感到空虚，寂寞，无聊，或者还落个江郎才尽，连诗也写不出了。
同时，每一想起胖菊子的身体，他就不免有点迷惘。不错，丢了金钱是痛心的；可是女人又有她特具的价值与用处；没有女人也许比没有金钱更不好受。“好吧，”他想清楚之后，告诉自己：“只拿她当作妓女好啦！嫖妓女不也要花钱么？”慢慢的，他又给自己找出生财之道。他去敲诈老实人们，教他们递包袱。这种金钱的收入，既不要收据，也不用签字盖章，菊子无从知道。而且，为怕菊子翻他的衣袋，他得到这样的钱财便马上用个假名存在银行里去，决不往衣袋里放。
这样，他既有了自己的钱，又不得罪菊子，他觉得自己的确是个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