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骤寒。
瑞宣，在出狱的第四天，遇见了钱默吟先生。他看出来，钱先生是有意的在他每日下电车的地方等着他呢。他猜的不错，因为钱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资格和我谈一谈了，瑞宣！”
瑞宣惨笑了一下。他晓得老先生所谓的“资格”，必定是指入过狱而言。
钱先生的脸很黑很瘦，可是也很硬。从这个脸上，已经找不到以前的胖忽忽的，温和敦厚的，书生气。他完全变了，变成个瘪太阳，嘬腮梆，而棱角分明的脸。一些杂乱无章的胡子遮住了嘴。一对眼极亮，亮得有力；它们已不象从前那样淡淡的看人，而是象有些光亮的尖针，要钉住所看的东西。这已经不象个诗人的脸，而颇象练过武功的人的面孔，瘦而硬棒。
老先生的上身穿着件短蓝布袄，下身可只是件很旧很薄的夹裤。脚上穿着一对旧布鞋，袜子是一样一只，一只的确是黑的，另一只似乎是蓝的，又似乎是紫的，没有一定的颜色。
瑞宣失去了平素的镇定，简直不知道怎样才好了。钱先生是他的老邻居与良师益友，又是爱国的志士。他一眼便看到好几个不同的钱先生：邻居，诗人，朋友，囚犯，和敢反抗敌人的英雄。从这许多方面，他都可以开口慰问，道出他心中的关切，想念，钦佩，与欣喜。可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钱先生的眼把他瞪呆了，就好象一条蛇会把青蛙吸住，不敢再动一动，那样。
钱先生的胡子下面发出一点笑意，笑得大方，美好，而且真诚。在这点笑意里，没有一点虚伪或骄傲，而很象一个健康的婴儿在梦中发笑那么天真。这点笑充分的表示出他的无忧无虑，和他的健康与勇敢。它象老树开花那么美丽，充实。瑞宣也笑了笑，可是他自己也觉出笑得很勉强，无力，而且带着怯懦与羞愧。
“走吧，谈谈去！”钱先生低声的说。
瑞宣从好久好久就渴盼和老人谈一谈。在他的世界里，他只有三个可以谈得来的人：瑞全，富善先生，和钱诗人。三个人之中，瑞全有时候很幼稚，富善先生有时候太强词夺理，只有钱先生的态度与言语使人永远感到舒服。
他们进了个小茶馆。钱先生要了碗白开水。
“喝碗茶吧？”瑞宣很恭敬的问，抢先付了茶资。“士大夫的习气须一律除去，我久已不喝茶了！”钱先生吸了一小口滚烫的开水。“把那些习气剥净，咱们才能还原儿，成为老百姓。你看，爬在战壕里打仗的全是不吃茶的百姓，而不是穿大衫，喝香片的士大夫。咱们是经过琢磨的玉，百姓们是璞。一个小玉戒指只是个装饰，而一块带着石根子的璞，会把人的头打碎！”
瑞宣看了看自己的长袍。
“老三没信？”老人很关切的问。
“没有。”
“刘师傅呢？”
“也没信。”
“好！逃出去的有两条路，不是死就是活。不肯逃出去的只有一条路——死！我劝过小崔，我也看见了他的头！”老人的声音始终是很低，而用眼光帮助他的声音，在凡是该加重语气的地方，他的眼就更亮一些。
瑞宣用手鼓逗着盖碗的盖儿。
“你没受委屈？在——”老人的眼极快的往四外一扫。瑞宣已明白了问题，“没有！我的肉大概值不得一打！”“打了也好，没打也好！反正进去过的人必然的会记住，永远记住，谁是仇人，和仇人的真面目！所以我刚才说：你有了和我谈一谈的资格。我时时刻刻想念你，可是我故意的躲着你，我怕你劝慰我，教我放弃了我的小小的工作。你入过狱了，见过了死亡，即使你不能帮助我，可也不会劝阻我了！劝阻使我发怒。我不敢见你，正如同我不敢去见金三爷和儿媳妇！”
“我和野求找过你，在金……”
老人把话抢过去：“别提野求！他有脑子，而没有一根骨头！他已经给自己挖了坟坑！是的，我知道他的困难，可是不能原谅他！给日本人作过一天事的，都永远得不到我的原谅！我的话不是法律，但是被我诅咒的人大概不会得到上帝的赦免！”
这钢铁一般硬的几句话使瑞宣微颤了一下。他赶快的发问：
“钱伯伯，你怎么活着呢？”
老人微笑了一下。“我？很简单！我按照着我自己的方法活着，而一点也不再管士大夫那一套生活的方式，所以很简单！得到什么，我就吃什么；得到什么，我就穿什么；走到哪里，我便睡在哪里。整个的北平城全是我的家！简单，使人快乐。我现在才明白了佛为什么要出家，耶稣为什么打赤脚。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现在，我摆脱开那些累赘，我感到了畅快与自由。剥去了衣裳，我才能多看见点自己！”
“你都干些什么呢？”瑞宣问。
老人喝了一大口水。“那，说起来可很长。”他又向前后左右扫了一眼。这正是吃晚饭的时节，小茶馆里已经很清静，只在隔着三张桌子的地方还有两个洋车夫高声的谈论着他们自己的事。“最初，”老人把声音更放低一些，“我想借着已有的组织，从新组织起来，作成个抗敌的团体。战斗，你知道，不是一个人能搞成功的。我不是关公，不想唱《单刀会》；况且，关公若生在今天，也准保不敢单刀赴会。你知道，我是被一个在帮的人救出狱来的？好，我一想，就想到了他们。他们有组织，有历史，而且讲义气。我开始调查，访问。结果，我发现了两个最有势力的，黑门和白门。白门是白莲教的支流，黑门的祖师是黑虎玄坛。我见着了他们的重要人物，说明了来意。他们，他们，”老人扯了扯脖领，好象呼吸不甚舒畅似的。
“他们怎样？”
“他们跟我讲‘道’！”
“道？”
“道！”
“什么道呢？”
“就是吗，什么道呢？白莲教和黑虎玄坛都是道！你信了他们的道，你就得到他们的承认，你入了门。入了门的就‘享受’义气。这就是说，你在道之外，还得到一种便利与保障。所谓便利，就是别人买不到粮食，你能买得到，和诸如此类的事。所谓保障，就是在有危难的时节，有人替你设法使你安全。我问他们抗日不呢？他们摇头！他们说日本人很讲义气，没有侵犯他们，所以他们也得讲义气，不去招惹日本人，他们的义气是最实际的一种君子协定，在这个协定之外，他们无所关心——连国家民族都算在内。他们把日本人的侵略看成一种危难，只要日本人的刀不放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便认为日本人很讲义气，而且觉得自己果然得到了保障。日本人也很精明，看清楚了这个，所以暂时不单不拿他们开刀，而且给他们种种便利，这样，他们的道与义气恰好成了抗日的阻碍！我问他们是否可以联合起来，黑门与白门联合起来，即使暂时不公开的抗日，也还可以集中了力量作些有关社会福利的事情。他们绝对不能联合，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道。道不同便是仇敌。不过，这黑白两门虽然互相敌视，可是也自然的互相尊敬，因为人总是一方面忌恨敌手，一方面又敬畏敌手的。反之他们对于没有门户的人，根本就不当作人待。当我初一跟他们来往的时候，以我的样子和谈吐，他们以为我也必定是门内的人。及至他们发现了，我只是赤裸裸的一个人，他们极不客气的把我赶了出来。我可是并不因此而停止了活动，我还找他们去，我去跟他们谈道，我告诉他们，我晓得一些孔孟庄老和佛与耶稣的道，我喜欢跟他们谈一谈。他们拒绝了我。他们的道才是道，世界上并没有孔孟庄老与佛耶，仿佛是。他们又把我赶出来，而且警告我，假若我再去罗嗦，他们会结果我的性命！他们的道遮住了他们眼，不单不愿看见真理，而且也拒绝了接受知识。对于我个人，他们没有丝毫的敬意。我的年纪，我的学识，与我的爱国的热诚，都没有一点的用处，我不算人，因为我不信他们的道！”
老人不再说话，瑞宣也楞住。沉默了半天，老人又笑了一下。“不过，你放心，我可是并不因此而灰心。凡是有志救国的都不会灰心，因为他根本不考虑个人的生死得失，这个借用固有的组织的计划既行不通，我就想结合一些朋友，来个新的组织。但是，我一共有几个朋友呢？很少。我从前的半隐士的生活使我隔绝了社会，我的朋友是酒，诗，图画，与花草。再说，空组织起来，而没有金钱与武器，又有什么用呢？我很伤心的放弃了这个计划。我不再想组织什么，而赤手空拳的独自去干。这几乎近于愚蠢，现代的事情没有孤家寡人可以成功的。可是，以我过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务网的严密，我只好独自去干。我知道这样干永远不会成功，我可也知道干总比不干强。我抱定干一点是一点的心，尽管我的事业失败，我自己可不会失败：我决定为救国而死！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好啦，我开始作泥鳅。在鱼市上，每一大盆鳝鱼里不是总有一条泥鳅吗？它好动，鳝鱼们也就随着动，于是不至于大家都静静的压在一处，把自己压死，北平城是个大盆，北平人是鳝鱼，我是泥鳅。”老人的眼瞪着瑞宣，用手背擦了擦嘴角上的白沫子。而后接着说：“当我手里还有足够买两个饼子，一碗开水的钱的时候，我就不管明天，而先去作今天一天的事。我走到哪儿，哪儿便是我的办公室。走到图画展览会，我使把话说给画家们听。他们也许以为我是疯子，但是我的话到底教他们发一下楞。发楞就好，他们再拿起彩笔的时候，也许就要想一想我的话，而感到羞愧。遇到青年男女在公园里讲爱情，我便极讨厌的过去问他们，是不是当了亡国奴，恋爱也照样是神圣的呢？我不怕讨厌，我是泥鳅！有时候，我也挨打；可是，我一说：‘打吧！替日本人多打死一个人吧！’他们永远就收回手去。在小茶馆里，我不只去喝水，而也抓住谁就劝谁，我劝过小崔，劝过刘师傅，劝过多少多少年轻力壮的人。这，很有效。刘师傅不是逃出去了么？虽然不能在北平城里组织什么，我可是能教有血性的人逃出去，加入我们全国的抗日的大组织里去！大概的说：苦人比有钱的人，下等人比穿长衫的人，更能多受感动，因为他们简单真纯。穿长衫的人都自己以为有知识，不肯听别人的指导。他们的顾虑又很多，假若他们的脚上有个鸡眼，他们便有充分的理由拒绝逃出北平！当我实在找不到买饼子的钱了，我才去作生意。我存了几张纸，和一些画具。没了钱，我便画一两张颜色最鲜明的画去骗几个钱。有时候，懒得作画，我就用一件衣服押几个钱，然后买一些薄荷糖之类的东西，到学校门口去卖。一边卖糖，我一边给学生们讲历史上忠义的故事，并且劝学生们到后方去上学。年轻的学生们当然不容易自己作主逃出去，但是他们至少会爱听我的故事，而且受感动。我的嘴是我的机关枪，话是子弹。”
老人一口把水喝净，叫茶房给他再倒满了杯。“我还不只劝人们逃走，也劝大家去杀敌。见着拉车的，我会说：把车一歪，就摔他个半死；遇上喝醉了的日本人，把他摔下来，掐死他！遇见学生，我，我也狠心的教导：作手工的刀子照准了咽喉刺去，也能把日本教员弄死。你知道，以前我是个不肯伤害一个蚂蚁的人；今天，我却主张杀人，鼓励杀人了。杀戮并不是我的嗜好与理想，不过是一种手段。只有杀，杀败了敌人，我们才能得到和平。和日本人讲理，等于对一条狗讲唐诗；只有把刀子刺进他们的心窝，他们或者才明白别人并不都是狗与奴才。我也知道，杀一个日本人，须至少有三五个人去抵偿。但是，我不能只算计人命的多少，而使鳝鱼们都腐烂在盆子里。越多杀，仇恨才越分明；会恨，会报仇的人才不作亡国奴。北平没有抵抗的丢失了，我们须用血把它夺回来。恐怖必须造成。这恐怖可不是只等着日本人屠杀我们，而是我们也杀他们。我们有一个敢举起刀来的，日本人就得眨一眨眼，而且也教咱们的老实北平人知道日本人并不是铁打的。多喒恐怖由我们造成，我们就看见了光明；刀枪的亮光是解放与自由闪电。前几天，我们刺杀了两个特使，你等着看吧，日本人将必定有更厉害的方法来对付我们；同时，日本人也必定在表面上作出更多中日亲善的把戏；日本人永远是一边杀人，一边给死鬼唪经的。只有杀，只有多杀，你杀我，我杀你，彼此在血水里乱滚，我们的鳝鱼才能明白日本人的亲善是假的，才能不再上他们的当。为那两个特使，小崔和那个汽车夫白白的丧了命，几千人无缘无故的入了狱，受了毒刑。这就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从一个意义来讲，小崔并没白死，他的头到今天还给日本人的‘亲善’与‘和平’作反宣传呢！我们今天唯一的标语应吉是七杀碑，杀！杀！杀！……”
老人闭上眼，休息了一会儿。睁开眼，他的眼光不那么厉害了。很温柔的，几乎是象从前那么温柔的，他说：“将来，假若我能再见太平，我必会忏悔！人与人是根本不应当互相残杀的！现在，我可决不后悔。现在，我们必须放弃了那小小的人道主义，去消灭敌人，以便争取那比妇人之仁更大的人道主义。我们须暂时都变成猎人，敢冒险，敢放枪，因为面对面的我们遇见了野兽。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我们必须象一座山，既满生着芳草香花，又有极坚硬的石头。你看怎样？瑞宣！”瑞宣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他看钱伯伯就象一座山。在从前，这座山只表现了它的幽美，而今天它却拿出它的宝藏来。他若泛泛的去夸赞两句，便似乎是污辱了这座山。他说不出什么来。
过了半天，他才问了声：“你的行动，钱伯伯，难道不招特务们的注意吗？”
“当然！他们当然注意我！”老人很骄傲的一笑。“不过，我有我的办法。我常常的和他们在一道！你知道，他们也是中国人。特务是最时髦的组织，也是最靠不住的组织。同时，他们知道我身上并没有武器，不会给他们闯祸。他们大概拿我当个半疯子，我也就假装疯魔的和他们乱扯。我告诉他们，我入过狱，挺过刑，好教他们知道我并不怕监狱与苦刑。他们也知道我的确没有钱，在我身上他们挤不出油水来。在必要的时候，我还吓唬他们，说我是中央派来的。他们没有多少国家观念，可是也不真心信服日本人，他们渺渺茫茫的觉得日本人将来必失败——他们说不上理由来，大概只因为日本人太讨厌，所以连他们也盼望日本人失败。（这是日本人最大的悲哀！）既然盼望日本人失败，他们当然不肯真刀真枪的和中央派来的人蛮干，他们必须给自己留个退步。告诉你，瑞宣，死也并不容易，假若你一旦忘记了死的可怕。我不怕死，所以我在死亡的门前找到了许多的小活路儿。我一时没有危险。不过，谁知道呢，将来我也许会在最想不到的地方与时间，忽然的死掉。管它呢，反正今天我还活着，今天我就放胆的工作！”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小茶馆里点起一些菜油灯。“钱伯伯，”瑞宣低声的叫。“家去，吃点什么，好不好？”老人毫不迟疑的拒绝了：“不去！见着你的祖父和小顺子，我就想起我自己从前的生活来，那使我不好过。我今天正象人由爬行而改为立起来，用两条腿走路的时候；我一松气，就会爬下去，又成为四条腿的动物！人是脆弱的，须用全力支持自己！”
“那么，我们在外边吃一点东西？”
“也不！理由同上！”老人慢慢的往起立。刚立稳，他又坐下了。“还有两句话。你认识你们胡同里的牛教授？”“不认识。干吗？”
“不认识就算了。你总该认识尤桐芳喽？”
瑞宣点点头。
“她是有心胸的，你应该照应她一点！我也教给了她那个字——杀！”
“杀谁？”
“该杀的人很多！能消灭几个日本人固然好，去杀掉几个什么冠晓荷，李空山，大赤包之类的东西也好。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象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象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大赤包们不是人，而是民族的脏疮恶疾，应当用刀消割了去！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些不知好歹，无足介意的小虫子，而置之不理。他们是蛆，蛆会变成苍蝇，传播恶病。在今天，他们的罪过和日本人一样的多，一样的大。所以，他们也该杀！”
“我怎么照应她呢？”瑞宣相当难堪的问。
“给她打气，鼓励她！一个妇人往往能有决心，而在执行的时候下不去手！”老人又慢慢的往起立。
瑞宣还不肯动。他要把想了半天的一句话——“对于我，你有什么教训呢？”——说出来。可是，他又不敢说。他知道自己的怯懦与无能。假若钱伯伯教他狠心的离开家庭，他敢不敢呢？他把那句话咽了下去，也慢慢的立起来。
两个人出了茶馆，瑞宣舍不得和钱老人分手，他随着老人走。走了几步，老人立住，说：“瑞宣，送君千里终须别，你回家吧！”
瑞宣握住了老人的手。“伯父，我们是不是能常见面呢？你知道……”
“不便常见！我知道你想念我，我又何尝不想念你们！不过，我们多见一面，便多耗费一些工夫；耗费在闲谈上！这不上算。再说呢，中国人不懂得守秘密，话说多了，有损无益。我相信你是会守秘密的人，所以今天我毫无保留的把心中的话都倾倒出来。可是，就是你我也以少谈心为是。甘心作奴隶的应当张开口，时时的喊主人。不甘心作奴隶的应当闭上嘴，只在最有用的时候张开——喷出仇恨与怒火。看机会吧，当我认为可以找你来的时候，我必找你来。你不要找我！你看，你和野求已经把我窃听孙子的啼哭的一点享受也剥夺了！再见吧！问老人们好！”
瑞宣无可如何的松开手。手中象有一股热气流出去，他茫然的立在那里，看着钱先生在灯影中慢慢的走去。一直到看不见老人了，他才打了转身。
他一向渴盼见到钱先生。今天，他看到了老人，可是他一共没有说了几句话。羞愧截回去他的言语。论年岁，他比老人小着很多。论知识，他的新知识比钱诗人的丰富。论爱国心，他是新时代的人，理当至少也和钱伯伯有一样多。可是，他眼看着钱伯伯由隐士变为战士，而他还是他，他没有丝毫的长进。他只好听着老人侃侃而谈，他自己张不开口。没有行动，多开口便是无聊。这个时代本应当属于他，可是竟自被钱老人抢了去。他没法不觉得惭愧。
到了家，大家已吃过了晚饭。韵梅重新给他热菜热饭。她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他没有回答。随便的扒搂了一碗饭，他便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到底钱伯伯怎样看我呢？”他翻来覆去的想这个问题。一会儿，他觉得钱老人必定还很看得起他；要不然，老人为什么还找他来，和他谈心呢？一会儿，他又以为这纯粹是自慰，他干了什么足以教老人看得起他的事呢？没有，他没作过任何有益于抗敌救国的事！那么，老人为什么还看得起他呢？不，不！老人不是因为看得起他，而只是因为想念他，才找他来谈一谈。
他想不清楚，他感到疲倦。很早的，他便睡了觉。
随着第二天的朝阳，他可是看见了新的光明。他把自己放下，而专去想钱先生。他觉得钱先生虽然受尽苦处，可是还很健康，或者也很快活。为什么？因为老人有了信仰，有了决心；信仰使他绝对相信日本人是可以打倒的，决心使他无顾虑的，毫不迟疑的去作打倒日本人的工作。信仰与决心使一个老诗人得到重生与永生。
看清楚这一点，瑞宣以为不管他的行动是否恰好配备着抗战，他也应当在意志的坚定上学一学钱老人。他虽然没拚着命去杀敌，可是他也决定不向敌人屈膝。这，在以前，他总以为是消极的，是不抵杭，是逃避，是可耻的事。因为可耻，所以他总是一天到晚的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别人，也不敢对镜子看自己。现在，他决定要学钱先生，尽管在行动上与钱先生不同，可是他也要象钱先生那样的坚定，快乐。他的不肯向敌人屈膝不只是逃避，而是一种操守。坚持着这操守，他便得到一点儿钱先生的刚毅之气。为操守而受苦，受刑，以至于被杀，都顶好任凭于它。他须为操守与苦难而打起精神活着，不应当再象个避宿的蜗牛似的，老把头藏起去。是的，他须活着；为自己，为家庭，为操守，他须活着，而且是堂堂正正的，有说有笑的，活着。他应当放宽了心。不是象老二瑞丰那样的没皮没脸的宽心，而是用信仰与坚决充实了自己，使自己象一座不可摇动的小山。他不应当再躲避，而反倒应该去看，去接触，一切。他应当到冠家去，看他们到底腐烂到了什么程度。他应当去看小崔怎样被砍头。他应当去看日本人的一切暴行与把戏。看过了，他才能更清楚，更坚定，说不定也许不期而然的狠一下心，去参加了抗战的工作。人是历史的，而不是梦的，材料。他无须为钱先生忧虑什么，而应当效法钱先生的坚强与无忧无虑。
早饭依然是昨晚剩下的饭熬的粥，和烤窝窝头与老腌萝卜。可是，他吃得很香，很多。他不再因窝窝头而替老人们与孩子们难过，而以为男女老幼都理应受苦；只有受苦才能使大家更恨敌人，更爱国家。这是惩罚，也是鞭策。
吃过饭，他忙着去上班。一出门，他遇上了一号的两个日本人。他没低下头去，而昂首看着他们。他们，今天在他的眼中，已经不是胜利者，而是炮灰。他知道他们早晚会被征调了去，死在中国的。
他挤上电车去。平日，挤电车是一种苦刑；今天他却以为这是一种锻炼。想起狱中那群永远站立的囚犯，和钱先生的瘸着腿奔走，他觉得他再不应为挤车而苦恼；为小事苦恼，会使人过度的悲观。
这是星期六。下午两点他就可以离开公事房。他决定去看看下午三时在太庙大殿里举行的华北文艺作家协会的大会。他要看，他不再躲避。
太庙自从辟为公园，始终没有象中山公园那么热闹过。它只有原来的古柏大殿，而缺乏着别的花木亭榭。北平人多数是喜欢热闹的，而这里太幽静。现在，已是冬天，这里的游人就更少了。瑞宣来到，大门外虽然已经挂起五色旗与日本旗，并且贴上了许多标语，可是里外都清锅冷灶的，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他慢慢的往园内走，把帽子拉到眉边，省得教熟人认出他来。
他看见了老柏上的有名的灰鹤。两只，都在树顶上立着呢。他立定，呆呆的看着它们。从前，他记得，他曾带着小顺儿，特意来看它们，可是没有看到。今天，无意中的看到，他仿佛是被它们吸住了，不能再动。据说，这里的灰鹤是皇帝饲养着的，在这里已有许多年代。瑞宣不晓得一只鹤能活多少年，是否这两只曾经见过皇帝。他只觉得它们，在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之后，还在这里活着，有些不大对。它们的羽毛是那么光洁，姿态是那么俊逸，再配上那红的墙，绿的柏，与金瓦的宫殿，真是仙境中的仙鸟。可是，这仙境中的主人已换上了杀人不眨眼的倭寇；那仙姿逸态又有什么用呢？说不定，日本人会用笼子把它们装起，运到岛国当作战利品去展览呢！
不过，鸟儿到底是无知的。人呢？他自己为什么只呆呆的看着一对灰鹤，而不去赶走那些杀人的魔鬼呢？他不想去看文艺界的大会了。灰鹤与他都是高傲的，爱惜羽毛的，而他与它们的高傲只是一种姿态而已，没有用，没有任何的用！他想低着头走回家去。
可是，极快的，他矫正了自己。不，他不该又这样容易伤感，而把头又低下去。伤感不是真正的，健康的，感情。由伤感而落的泪是露水，没有甘霖的功用。他走向会场去。他要听听日本人说什么，要看看给日本人作装饰的文艺家的面目。他不是来看灰鹤。
会场里坐着立着已有不少的人，可是还没有开会。他在签到簿上画了个假名字。守着签到簿的，和殿里的各处，他看清，都有特务。自从被捕后，他已会由服装神气上认出他们来。他心中暗笑了一下。特务是最时髦的组织，可也是最靠不住的组织，他想起钱先生的话来。以特务支持政权，等于把房子建筑在沙滩上。日本人很会建筑房子，可惜没看地基是不是沙子。
他在后边找了个人少的地方坐下。慢慢的，他认出好几个人来：那个戴瓜皮小帽，头象一块宝塔糖的，是东安市场专偷印淫书的艺光斋的老板；那个一脸浮油，象火车一样吐气的胖子，是琉璃厂卖墨盒子的周四宝；那个圆眼胖脸的年轻人是后门外德文斋纸店跑外的小山东儿；那个满脸烟灰，腮上有一撮毛的是说相声的黑毛儿方六。除了黑毛儿方六（住在小羊圈七号）一定认识他，那三位可是也许认识他，也许不认识，因为他平日爱逛书铺与琉璃厂，而且常在德文斋买东西，所以慢慢的知道了他们，而他们不见得注意过他。此外，他还看到一位六十多岁而满脸搽着香粉的老妖精；想了半天，他才想起来，那是常常写戏评的票友刘禹清；他在戏剧杂志上看见过他的像片。在老妖精的四围，立着的，坐着的，有好几个脸上满是笑容的人，看着都眼熟，他可是想不起他们都是谁。由他们的神气与衣服，他猜想他们不是给小报报屁股写文章的，便是小报的记者。由这个大致不错的猜测，他想到小报上新出现的一些笔名——二傻子，大白薯，清风道士，反迅斋主，热伤风……。把这些笔名放在面前那些发笑的人们身上，他觉得非常的合适，合适得使他要作呕。
大赤包，招弟，冠晓荷，走了进来。大赤包穿着一件紫大缎的长袍，上面罩着件大红绣花的斗篷，头上戴着一顶大红的呢洋帽，帽沿很窄，上面斜插二尺多长的一根野鸡毛。她走得极稳极慢，一进殿门，她双手握紧了斗篷，头上的野鸡毛从左至右画了个半圆，眼睛随着野鸡毛的转动，检阅了全殿的人。这样亮完了像儿，她的两手松开，肩膀儿一拱，斗篷离了身，轻而快的落在晓荷的手中。而后，她扶着招弟，极稳的往前面走，身上纹丝不动，只有野鸡毛微颤。全殿里的人都停止了说笑，眼睛全被微颤的野鸡毛吸住。走到最前排，她随便的用手一推，象驱逐一个虫子似的把中间坐着的人推开，她自己坐在那里——正对着讲台桌上的那瓶鲜花。招弟坐在妈妈旁边。
晓荷把太太的斗篷搭在左臂上，一边往前走，一边向所有的人点头打招呼。他的眼眯着，嘴半张着，嘴唇微动，而并没说什么；他不费力的使大家猜想他必是和他们说话呢。这样走了几步，觉得已经对大家招呼够了，他闭上了嘴，用小碎步似跳非跳的赶上太太，象个小哈巴狗似的同太太坐在一处。
瑞宣看到冠家夫妇的这一场，实在坐不住了；他又想回家。可是，这时候，门外响了铃。冠晓荷半立着，双手伸在头上鼓掌。别人也跟着鼓掌。瑞宣只好再坐稳。
在掌声中，第一个走进来的是蓝东阳。今天，他穿着西服。没人看得见他的领带，因为他的头与背都维持着鞠躬的姿式。他横着走，双手紧紧的贴在身旁，头与背越来越低，象在地上找东西似的。他的后面是，瑞宣认得，曾经一度以宣传反战得名的日本作家井田。十年前，瑞宣曾听过井田的讲演。井田是个小个子，而肚子很大，看起来很象会走的一个泡菜坛子。他的肚子，今天，特别往外凸出；高扬着脸。他的头发已有许多白的。东阳横着走，为是一方面尽引路之责，一方面又表示出不敢抢先的谦逊。他的头老在井田先生的肚子旁边，招得井田有点不高兴，所以走了几步以后，井田把肚子旁边的头推开，昂然走上了讲台。他没等别人上台，便坐在正中间。他的眼没有往台下看，而高傲的看着彩画的天花板。第二，第三，第四，也都是日本人。他们的身量都不高，可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座宝塔似的。日本人后面是两个高丽人，高丽人后面是两个东北青年。蓝东阳被井田那么一推，爽性不动了，就那么屁股顶着墙，静候代表们全走过去。都走完了，他依然保持着鞠躬的姿态，往台上走。走到台上，他直了直腰，重新向井田鞠躬。然后，他转身，和台下的人打了对脸。他的眼珠猛的往上一吊，脸上的肌肉用力的一扯，五官全挪了地方，好象要把台下的人都吃了似的。这样示威过了，他挺着身子坐下。可是，屁股刚一挨椅子，他又立起来，又向井田鞠躬。井田还欣赏着天花板。这时候，冠晓荷也立起来，向殿门一招手。一个漂亮整齐的男仆提进来一对鲜花篮。晓荷把花篮接过来，恭敬的交给太太与女儿一人一只。大赤包与招弟都立起来，先转脸向后看了看，为是教大家好看清了她们，而后慢慢的走上台去。大赤包的花篮献给东阳，招弟的献给井田。井田把眼从天花板上收回，看着招弟；坐着，他和招弟握了握手。然后，母女立在一处，又教台下看她们一下。台下的掌声如雷。她们下来，晓荷慢慢的走上了台，向每个人都深深的鞠了躬，口中轻轻的介绍自己：“冠晓荷！冠晓荷！”台下也给他鼓了掌。蓝东阳宣布开会：
“井田先生！”一鞠躬。“菊池先生！”一鞠躬。他把台上的人都叫到，给每个人都鞠了躬，这才向台下一扯他的绿脸，很傲慢的叫了声：“诸位文艺作家！”没有鞠躬。叫完这一声，他楞起来，仿佛因为得意而忘了他的开会词。他的眼珠一劲儿往上吊。台下的人以为他是表演什么功夫呢，一齐鼓掌。他的手颤着往衣袋里摸，半天，才摸出一张小纸条来。他半身向左转，脸斜对着井田，开始宣读：“我们今天开会，因为必须开会！”他把“必须”念得很响，而且把一只手向上用力的一伸。台下又鼓了掌。他张着嘴等候掌声慢慢的停止。而后再念：
“我们是文艺家，天然的和大日本的文豪们是一家！”台下的掌声，这次，响了两分钟。在这两分钟里，东阳的嘴不住的动，念叨着：“好诗！好诗！”掌声停了，他把纸条收起去。“我的话完了，因为诗是语言的结晶，无须多说。现在，请大文豪井田先生训话！井田先生！”又是极深的一躬。
井田挺着身，立在桌子的旁边，肚子支出老远。看一眼天花板，看一眼招弟，他不耐烦的一摆手，阻住了台下的鼓掌，而后用中国话说：“日本的是先进国，它的科学，文艺，都是大东亚的领导，模范。我的是反战的，大日本的人民都是反战的，爱和平的。日本和高丽的，满洲国的，中国的，都是同文同种同文化的。你们，都应当随着大日本的领导，以大日本的为模范，共同建设起大东亚的和平的新秩序的！今天的，就是这一企图的开始，大家的努力的！”他又看了招弟一眼，转身坐下了。
东阳鞠躬请菊池致词。瑞宣在大家正鼓掌中间，溜了出来。
出来，他几乎不认识了东西南北。找了棵古柏，他倚着树身坐下去。他连想象也没想象到过，世界上会能有这样的无耻，欺骗，无聊，与戏弄。最使他难过的倒还不是蓝东阳与大赤包，而是井田。他不单听过井田从前的讲演，而且读过井田的文章。井田，在十几年前，的确是值得钦敬的一位作家。他万没想到，井田居然也会作了日本军阀的走狗，来戏弄中国人，戏弄文艺，并且戏弄真理。由井田身上，他看到日本的整部的文化；那文化只是毒药丸子上面的一层糖衣。他们的艺术，科学，与衣冠文物，都是假的，骗人的；他们的本质是毒药。他从前信任过井田，佩服过井田，也就无可避免的认为日本自有它的特殊的文化。今天，看清井田不过是个低贱的小魔术家，他也便看见日本的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小把戏。
想到这里，他没法不恨自己，假若他有胆子，一个手榴弹便可以在大殿里消灭了台上那一群无耻的东西，而消灭那群东西还不只是为报仇雪恨，也是为扫除真理的戏弄者。日本军阀只杀了中国人，井田却勒死了真理与正义。这是全人类的损失。井田口中的反战，和平，文艺，与科学，不止是欺骗黑毛儿方六与周四宝，而也是要教全世界承认黑是白，鹿是马。井田若成了功——也就是全体日本人成了功——世界上就须管地狱叫作天堂，把魔鬼叫作上帝，而井田是天使！
他恨自己。是的，他并没给井田与东阳鼓掌。可是，他也没伸出手去，打那些无耻的骗子。他不但不敢为同胞们报仇，他也不敢为真理与正义挺一挺身。他没有血性，也没有灵魂！
殿外放了一挂极长的爆竹。他无可如何的立起来，往园外走。两只灰鹤被爆竹惊起，向天上飞去。瑞宣又低下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