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是训诂解释之义。本篇是为解释《春秋》鲁“大水，鼓，用牲于社”而作的。本篇主要论述水灾是怎样产生的？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消除它？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把《春秋》中关于“大水，鼓，用牲于社”的记载解释为遇到水灾要击鼓攻击土地神来加以消除。他们认为，水灾是“阴盛阳微”的产物，是由于代表“阴”的卑贱的“地”，凌犯了代表“阳”的至尊的“天”造成的，按照“卑不犯尊”的伦理道德，只有对“地”实行惩戒，采用击鼓攻击土地神的办法才能消除水灾。王充批判了这种观点，并指出“见有鼓文，则言攻矣”的解释是望文生义。他认为只有他的解释才是合理的，所以题名“顺鼓”。王充指出，“云积为雨，雨流为水”，雨、晴、水、旱是阴阳之气自然运行变化造成的。“旸极反阴，阴极反旸”，就如冬夏昼夜一样，是自然本身的变化。因此，用祭祀的办法以去解除水患，就像祈求冬变为夏，夜变为昼一样荒唐。天灾如人病，“祷请求福，终不能愈；变操易行，终不能救”。正确的态度是加以治理，就像尧对待洪水那样，既不祈求鬼神，也不改变政治，而是派禹去治理它。但王充也认为，击鼓祭祀对解除水患不会有效，可是作为一种向土地神告急的信号，作为君主有“恻怛扰民之心”的一种表示，也还是应该的。
《春秋》之义，“大水，鼓，用牲于社。”说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胁之。”胁则攻矣。阳盛，攻社以救之。或难曰：攻社，谓得胜负之义，未可得顺义之节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党类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阴阳缪■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复之，反逆节以犯尊，天地安肯济？使湛水害伤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伤，物也。万物于地，卑也。害犯至尊之体，于道违逆。论《春秋》者，曾不知难。
【译文】
按照《春秋》上说的道理，“发生水灾，应当在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击鼓献上牲畜。”解释《春秋》的人说：“击鼓，就表示攻击土地神。”有人又说：“威胁土地神。”威胁也就是攻击了。阴胜过阳，就攻击土地神以此来消除水灾。有人责难说：攻击土地神这种说法，可以认为符合争胜负的道理，但是不能认为符合礼义的规定。君王把天当作父亲来侍奉，把地当作母亲来侍奉。母亲的亲族造成祸害，可以攻击母亲来消除祸害吗？由于政令违犯了正道，致使阴阳错乱的人，是君王。不责备自己以消除阴阳错乱所造成的灾祸，反而违背礼义冒犯尊长，天地怎么肯帮助他呢？如果大水伤害的是天，从不该以地害天的道理上，攻击土地神是可以的。现在大水伤害的是万物。万物与土地相比，是卑贱的。因灾害而冒犯最尊贵的土地之体，这是与道义相违反的。论述《春秋》的人，竟然不知道责难。
案雨出于山，流入于川，湛水之类，山川是矣。大水之灾，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为害而攻土，土胜水，攻社之义，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凿也？以椎击凿，令凿穿木。今倘攻土令厌水乎？且夫攻社之义，以为攻阴之类也。甲为盗贼，伤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将雨，山先出云，云积为雨，雨流为水。然则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属，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乎？计山水与社，俱为雨类也，孰为亲者？社，土也，五行异气，相去远。
【译文】
考察雨是产生于深山之中，流入于河川里面，大水这类东西，是山川所造成的。大水的灾害产生，人们不攻击山川。社，是土地神。五行的性质，水与土是不相同的。因为大水造成灾害而攻击土地神，土是克水的，攻击土地神的道理，不就像当今世上的工匠使用槌子和凿子的道理一样吗？用槌子敲击凿子，使凿子穿进木头。现在如果说攻击土地神是想让它去克水吗？而且攻击土地神的理由，又把它说成是攻击阴的同类事物了。某甲成了盗贼，伤害人民，某甲还在没有逃跑，抛开某甲而去攻击某乙之家，能制止某甲盗窃吗？现在雨就是水。水还在，不去攻击水神，反倒去攻击土地神。考察天将要下雨，深山里先出现云，云聚集而变成雨，雨又流为水。这样，山就好比是父母；水就好比是子弟。犯了重罪的人受刑罚要牵连他的亲族，应该惩罚他的父母子弟吗？惩罚他的朋友徒弟吗？衡量山、水与土地神，同样属于两类，哪一个更亲近呢？社，是土地神，五行中水、土属于不同的气，性质相距很远，所以攻击土地神是没有道理的。
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骇，侧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义。桑穀消亡，享国长久。此说者《春秋》所共闻也。水灾与桑穀之变何以异？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违反，行之何从？周成王之时，天下雷雨，偃禾拔木，为害大矣。成王开金縢之书，求索行事，周公之功，执书以泣，遏雨止风，反禾，大木复起。大雨、久湛，其实一也。成王改过，《春秋》攻社，两经二义，行之如何？
【译文】
殷代太戊在位时，桑树穀树忽然一齐生长在宫廷中。有人说此事发生在殷高宗的时候。殷高宗惊恐害怕，惶惶不安地执行天道，思索执行先王的政治，复兴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贵族世家，起用被遗落了的隐士，发扬奉养老人的道理，桑树穀树就消失了，国家就长治久安。这是解释《春秋》的人所共同知道的事情。水灾与桑树穀树的变异有什么区别呢？殷王改变政治，《春秋》上攻击土地神，与道理相违反，应当遵循哪一种做法呢？周成王的时候，天降大雷雨，禾苗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造成的灾害很大。周成王打开金縢之书，搜寻历年往事，看见了周公的功绩，手捧周公祈祷的册书流泪悔过，遏止住了风雨，禾苗复原，大树又立了起来。大雨和长久的水灾，其实是一回事。周成王改正过错，《春秋》上攻击土地神，两种经书两种说法，按照哪一种说法执行呢？
月令之家，虫食谷稼，取虫所类象之吏，笞击僇辱，以灭其变。实论者谓之未必真是，然而为之，厌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变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复塞？苟以为当攻其类，众阴之精，月也。方诸乡月，水自下来。月离于毕，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兽，兔、蟾蜍也。其类在地，螺与蚄也。月毁于天，螺蚄舀缺，同类明矣。雨久不霁，攻阴之类，宜捕斩兔、蟾蜍，椎被螺蚄，为其得实。蝗虫时至，或飞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吏卒部民，堑道作坎，榜驱内于堑坎，杷蝗积聚以千斛数。正攻蝗之身，蝗犹不止，况徒攻阴之类，雨安肯霁？
【译文】
按照“月令之家”的说法，害虫吃谷禾庄稼，就捕捉害虫所象征的官吏，加以鞭打污辱，用这种办法去消灭虫害。据实论事的人认为这种做法不一定真能起作用，然而这样做了，可以满足迎合人们的心愿。现在招致久雨的原因在于政治和官吏本身，不改变这种政治，不惩罚那些官吏，而仅仅去攻击土地神，怎么能够消除和制止久雨呢？假如认为应当攻击它的同类，那么所有阴类事物的精华是月亮。用方诸向着月亮，露水自然会下来。月亮靠近毕宿，出入于房星北边一道，很少有不下雨的。月亮中的动物，是兔子和蟾蜍。它们在地下的同类，是螺和蚌。月亮在天空亏缺之时，螺蚌肉也会缩小，它们同属一类是很明白的。雨下了很久天不放晴，攻击属于阴物的同类，就应当捕捉斩杀兔子和蟾蜍，槌破螺蚌的壳，这才符合它的道理。蝗虫经常出现，或飞舞或聚落。蝗虫聚落的地方，谷草全部枯败。官吏差役和当地的老百姓，在路上挖濠沟掏坑穴，扑打驱赶蝗虫到濠沟坑穴里，把蝗虫耙在一起堆集之多要以千斛来计算，直接攻击蝗虫本身，蝗灾还不能制止，何况仅仅去攻击阴类事物，雨怎么能够停止呢？
《尚书大传》曰：“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风雨不时，霜雪不降，责于天公。臣多弑主，。。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池不修，水泉不隆，水为民害，责于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诸侯卿大夫，各有分职。大水不责卿大夫，而击鼓攻社，何知不然？鲁国失礼，孔子作经，表以为戒也。公羊高不能实，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义，至今复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将难之曰：久雨湛水溢，谁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复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过解天。如非君臣，阴阳之气偶时运也，击鼓攻社，而何救止。
【译文】
《尚书大传》上说：“祭祀天地的时候不认真举行仪式，不祭祀山川之神，风雨失调，霜雪不按时而降，就对天公进行责罚。臣下不应弑君而弑君，庶子不应弑嫡长子而弑，五常紊乱，就对人公进行责罚。不修治城墙，不清理沟池，水泉不旺盛，水给百姓造成了灾害，就对地公进行责罚。”君王设置三公，各有所主管的事务，诸侯卿大夫，各有份内的职责。大水成灾不责罚卿大夫，而去击鼓攻击土地神，怎么知道不能这样做呢？鲁国因此而违背了礼，孔子修《春秋》才指明它并以此作为警戒。公羊高不能正确加以解释，董仲舒也不能作出定论，所以攻击土地神的作法，到现在仍然在实行。假使公羊高还在活着，董仲舒也没有死，我将要责问他们说：长时间下雨大水漫溢，是谁引起的？如果是君王，应当改革政治改变操行，以此来消除制止灾害；如果是臣下，应当惩罚那个人，把他的过失禀告上天。如果不是君王和臣下的过失，而是当时阴阳之气的运行偶然造成的，采用击鼓攻击土地神的办法，怎么能救治和制止水灾呢？
《春秋》说曰：“人君亢阳致旱，沉溺致水。”夫如是，旱则为沉溺之行，水则为亢阳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丝萦之，亦复未晓。说者以为社阴、朱阳也。水，阴也，以阳色萦之，助鼓为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众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热不能胜也。今国湛水，犹大山失火也，以若绳之丝，萦社为救，犹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与人意，状天治以人事，人相攻击，气不相兼，兵不相负，不能取胜。今一国水，使真欲攻阳，以绝其气，悉发国人，操刀把杖以击之，若岁终逐疫，然后为可。楚、汉之际，六国之时，兵革战攻，力强则胜，弱劣则负。攻社，一人击鼓，无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旸一雨，犹一昼一夜也。其遭若尧、汤之水旱，犹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复塞其变，冬求为夏，夜求为昼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霁，试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犹自止。止久至于大旱，试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犹自雨。何则？旸极反阴，阴极反旸。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瘅疾也？祷请求福，终不能愈；变操易行，终不能救。使医食药，冀可得愈。命尽期至，医药无效。
【译文】
关于《春秋》的解释说道：“君王骄横就会招来旱灾，迷恋酒色就会引来水灾。”如此说来，旱灾是君王骄横的行为引起的，水灾是君王迷恋酒色的行为引起的，为什么却要攻击土地神呢？攻击土地神的道理既不可理解，用红绳把社坛围绕起来，这种做法，仍然也不可理解。解释这件事的人认为社属于阴，红色属于阳。水，属于阴，用红色围绕它，辅以击鼓可以救治水灾。如果大山上失火，用瓦罐装水去浇灭，众人都知道这样不能灭火，为什么呢？火势盛大而水极少，热气使水不能压灭它。现在一个国家发生水灾，好比大山失火一样。用像绳子一样的朱丝，围绕社坛来救治水灾，就好比用瓦罐装水去浇灭大山上的大火一样。根据人的心意来推求天的心意，用人间的事情来比喻上天所治理的事情，人们互相攻击，气力不超过别人一倍，兵力不超过别人一倍，就不能取得胜利。现在一个国家发生水灾，如果真想要攻阴，以断绝造成水灾的阴气的话，应该把全国人都发动起来，拿着刀和棍子去攻击土地神，就像年终驱逐疫鬼那样，这样做了以后才是适合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六国征战的时期，各国发兵战守攻防，力量强大就获胜，力量弱小就失败。攻击土地神，一个人击鼓，没有军队的威力，怎么能够救治大雨造成的灾害呢？一天晴一天雨，好比一昼一夜一样。国家如果遭到像尧、汤那时的洪水和久旱，就好比一冬一夏一样。如果有人想用人间祭祀的办法去消除水旱灾害，就像想使冬天变成夏天，夜晚变成白天一样。用什么来证实这一点呢？长久下雨不天晴，试让君王在高枕上安心躺着，雨仍然会自行停止。雨停久了就出现大旱，试让君王在高枕上安心躺着，旱久了就仍然会自行下雨。为什么呢？天气晴、早到了极点，就会转变成阴、雨；天气阴、雨到了极点就会转变成晴、旱。所以天地之间出现了大水，凭什么知道不像有水肿病的人呢？天地之间出现了久旱，凭什么知道不像有黄疸病的人呢？祷告祈求神灵赐福，病终究不会痊愈；改变道德行为，最终也不能够挽救。请医生诊病吃药，才有希望痊愈。命里注定的寿限完了，死期到了，医药也就毫无效果。
尧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圣君知之，不祷于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东流。夫尧之使禹治水，犹病水者之使医也。然则尧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医也。说者何以易之？攻社之义，于事不得。雨不霁，祭女娲，于礼何见？伏羲、女娲，俱圣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娲，《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议，其故何哉？夫《春秋经》但言“鼓”，岂言“攻”哉？说者见有“鼓”文，则言“攻”矣。夫鼓未必为攻，说者用意异也。“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攻者，责也，责让之也。六国兵革相攻，不得难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责尊，为逆矣。或据天责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过，子可据父以责之乎？下之于上，宜言谏。若事，臣、子之礼也；责让，上之礼也。乖违礼义，行之如何？夫礼以鼓助号呼，明声响也。古者人君将出，撞钟击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为攻此社，此则钟声鼓鸣攻击上也。
【译文】
尧在位时遭受洪水之灾，这是《春秋》上记载的大水。圣君尧知道了此事，不对神祷告，不改变政治，派大禹去治理洪水，所有的河流都疏通向东流去。尧派大禹治水，好比水肿病人求医治病。然而尧在位时的洪水，是天地的水肿病；大禹去治水，好比是洪水的良医。解释《春秋》的人怎么能改变这个事实呢？攻击土地神的做法，不符合于事理。久雨不止，祭祀女娲，在礼制上哪里见到过呢？伏羲、女娲，都是圣人，抛开伏羲而祭祀女娲，《春秋》上没有讲过这件事。董仲舒这种祭女娲的建议，其理由是什么呢？《春秋经》上只是说到“击鼓”，哪里说是“攻击”呢？解释《春秋》的人见有“鼓”字，就认为是“攻击”了。讲到击鼓未必就是攻击，解释者的用意和《春秋》经文有区别。“季孙氏比鲁国的公室还富裕，冉求却又帮他实行田赋制度，替他增加财富。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学生可以公开攻击他。’”攻的意思是责备，是斥责他。因此六国用兵相互攻战的事例，是不能用来指责攻社这件事的。这种说法又不对了。以卑下的身份去责备尊贵的人，是逆礼行事。或许是按照天意来谴责土地神吧。君王把土地当作母亲来侍奉，母亲有过错，儿子可以按照父亲的意志来谴责母亲吗？下对于上，应该用“谏”。这样做，是臣和子应遵守的礼节；斥责，是君王应遵守的礼节。违反礼节，怎么去行动呢？按照礼仪，击鼓是用来助长呐喊，使声音更响亮的。古时候，君王将要外出，就要撞钟击鼓，本来是用来警戒臣民的。一定要把击鼓说成是攻击土地神，这就等于把钟响鼓鸣说成是攻击君王了。
大水用鼓，或时再告社。阴之太盛，雨湛不霁。阴盛阳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与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义也。俱为告急，彰阴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钟鼓，小而缓者用铃■，彰事告急，助口气也。大道难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犹先告急，乃斯政行。盗贼之发，与此同操。盗贼亦政所致，比求阙失，犹先发告。鼓用牲于社，发觉之也。社者，众阴之长，故伐鼓使社知之。说鼓者以为攻之，故“攻母”、“逆义”之难，缘此而至。今言告以阴盛阳微，攻尊之难，奚从来哉！且告宜于用牲，用牲不宜于攻。告事用牲，礼也；攻之用牲，于礼何见？朱丝如绳，示在旸也。旸气实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针，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笃病有瘳。朱丝如一寸之针、一丸之艾也。吴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间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吴而存楚。击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诚若申包胥，一人击得。假令一人击鼓，将耐令社与秦王同感，以土胜水之威，却止云雨。云雨气得与吴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霁晏，有楚国之安矣。
【译文】
大水时采用击鼓的方式，也许是为了进一步向土地神告急。阴气太盛，久雨成涝天不放晴，阴气过盛阳气衰微，与天道不相适宜。光凭嘴祷祝还不够，另外用击鼓来辅助，与日蚀时击鼓用牲口祭祀土地神是同一个道理。都是向土地神告急，表明阴气过盛了。事情重大而紧急就使用钟鼓，事情不大不急就使用铃箫，表明告急之书，辅助光用嘴祷告。天道难以明白，大水久不消退，如果是由于政治所引起的，仍然先要告急，这才修政改行。盗贼之事发生，与此同样办理。盗贼出现也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等到寻求政治上的过失时，仍然是先发布文告。击鼓用牲口祭祀土地神，是让它发现觉察到阴气过盛了。社，是所有阴类之首，所以击鼓使社知道阴气过盛了。解释“鼓”字的人认为击鼓是攻击土地神，所以“攻母”、“逆义”之类的非难，就由此产生了。现在说击鼓是为了告诉土地神阴气盛，阳气衰，那么攻击尊上的这种指责，又从何而来呢？而且祷告适宜于用牺牲，用牺牲并不适合于攻击。祷告事由奉献牺牲，是讲礼仪；攻击而奉献牺牲，在礼仪上哪儿见到过呢？用朱丝或红绳把社坛围绕起来，是表示阳气的存在。阳气实在太微弱了，所以只能用细微的东西来表示。在经络穴位上投入一寸长的针，施放一丸艾绒，重病也能治好。朱丝好比一寸之针、一丸之艾绒也能起作用。吴国攻破楚国都城，楚昭王逃奔出走，申包胥偷跑到秦国，向秦国哭泣请求救援，终于得到救兵，打退了吴军而保存了楚国。击鼓之人就看他诚意怎么样了。假使诚意像申包胥一样，有一个人击鼓就可以了。假如让一个人击鼓，将能让土地神同秦王一样受感动，以土能克水的威力，就能消退制止云雨之气。云雨之气就会和吴国害怕秦国一样，消散退入山中，遭受水灾之害的老百姓，就会得到雨止天晴的好处，有像楚国一样的安全。
迅雷风烈，君子必变，虽夜必兴，衣冠而坐，惧威变异也。夫水旱，犹雷风也，虽运气无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以俟其时，无恻怛忧民之心。尧不用牲，或时上世质也。仓颉作书，奚仲作车，可以前代之时无书、车之事，非后世为之乎？时同作殊，事乃可难；异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祐也。传又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消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之足以立四极。”仲舒之祭女娲，殆见此传也。本有补苍天、立四极之神，天气不和，阳道不胜，倘女娲以精神助圣王止雨湛乎！
【译文】
迅猛的炸雷猛烈的刮风，君子也要改变常态，即使在半夜里也要爬起来，穿戴好衣帽，正襟危坐，畏惧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水旱灾害就像雷风一样，即使是阴阳之气造成的意外之灾，如果君王高枕安卧，等待晴天的到来，就表明君王没有怜悯百姓的伤痛之心。尧不奉献牺牲，或许是因为古代的人纯朴的缘故。仓颉创造文字，奚仲制造车子，能因为前代之时没有文字车子这样的东西，就非议后世制作这些东西吗？时代相同而做法不一样，对这样的事才能进行非难；时代不同，风俗习惯有所改变，怎么能相互非难呢？世俗之人图画女娲的像，把她画成妇人的形体，又号称她为“女”。董仲舒的原意，大概认为女娲是古代的女帝王。男属阳女属阴，阴气造成灾害，因此祭祀女娲求她给予福祐。传上又说：“共工与颛顼争战想当天子，不能取胜，愤怒地撞碰不周山，使得天柱折断，地的四角塌陷。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砍断鳌的四足来支撑大地的四边。”董仲舒之所以要祭祀女娲，大约是见到过这本传。女娲本来就具有修补苍天、支撑大地四极的神通，天气不调和，阳道胜不过阴道，也许女娲可以用她的精神帮助圣王止雨消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