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篇中，王充针对汤时遭旱，“汤自责，天应以雨”和周成王在用天子礼还是人臣礼葬周公时犹豫不决，因而“天大雷雨，动怒示变”为说展开辩论。“感类”是对同类事物有所感触的意思。王充指出，“天道无为”，自然灾变的出现，是由于“自然之气”不和造成的，“旱不为汤至，雨不应自责”。如果“雷为天怒，雨为恩施”，那么天怒周成王不以天子礼葬周公，就应当只打雷不下雨，可是“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如天以雷雨责怒人，则亦能以雷雨杀无道”，可是自古以来“无道者多”，并不见天用雷雨去诛杀，只见“圣人兴师动军”去克敌，而最为“无道”的人，其死“不以雷雨”。可见谴告说是“失其实”而“未足信”的。
王充认为，君王对自然灾变感到恐惧，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主观反映，进行祈祷，不过是表示一种“忧念百姓”的心情，并不是因为真有过失而害怕上天的惩罚。本篇与《感虚篇》是姊妹篇，但显得更为深刻有力。
阴阳不和，灾变发起，或时先世遗咎，或时气自然。贤圣感类，慊惧自思，灾变恶征，何为至乎？引过自责，恐有罪，畏慎恐惧之意，未必有其实事也。何以明之？以汤遭旱自责以五过也。圣人纯完，行无缺失矣，何自责有五过？然如《书》曰：“汤自责，天应以雨。”汤本无过，以五过自责，天何故雨？以无过致旱，亦知自责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为汤至，雨不应自责。然而前旱后雨者，自然之气也。此言，《书》之语也。
【译文】
阴阳之气下和谐，灾变就会发生，或许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凶祸，或许是由于气自然而然形成的。贤人圣人对同类事物有所感触，心怀疑惧而自己思考，灾变这种坏征兆，是因为什么而出现的呢？归过于自己而自我责备，害怕自己有过错，这是一种戒慎恐惧的心理，自己并不一定真有那样的过错。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用成汤时遭受大旱灾成汤责备自己有五大过夫这件事来证明。圣人的道德纯正完美，行为没有任何缺点和过失，为什么要责备自己有五大过失呢？然而正如《尚书》上说的：“成汤责备自己，上天用下雨来应和。”成汤本来没有过失，用五大过失责备自己，天为什么有意下雨呢？因为没有过失而导致旱灾，也应当知道责备自己并不能求得天下雨。因此说来，旱灾并不是为成汤犯了过失而出现的，雨不是应和成汤引咎自责而降下的。然而先干旱而后又下雨的情况，是由于自然之气不和谐造成的。“汤自责，天应以雨”的说法，不过是《尚书》里的一句话罢了。
难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设土龙，皆为一时间也。一时不雨，恐惧雩祭，求阴请福，忧念百姓也。汤遭旱七年，以五过自责，谓何时也？夫遭旱一时，辄自责乎？旱至七年，乃自责也？谓一时辄自责，七年乃雨，天应之诚，何其留也？始谓七年乃自责，忧念百姓，何其迟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厌忧民之义。《书》之言，未可信也。
【译文】
我责难它说：“《春秋》上记载的雩祭，董仲舒提倡用设置土龙的办法来祭天求雨，都是为了一时间出现的旱灾。一时间不下雨，君王就心里恐惧而举行雩祭，求天下雨祈请福祐，这是君王为百姓担忧啊。成汤时遭受七年的大旱，成汤用五种过失责备自己，指的是哪一个时间呢？是一遇到旱灾就责备自己呢？还是大旱了七年，才责备自己呢？如果说成汤一遇到旱灾就责备自己，而七年后天才下雨，上天应和他的诚意，为什么会这样迟缓呢？如果说大旱了七年成汤才责备自己，成汤为百姓的担忧为什么这样晚呢？这既不符合雩祭的规矩，又不符合君王为百姓担忧的道理。《尚书》上的话，是不可全信的。
由此论之，周成王之雷风发，亦此类也。《金縢》曰：“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僵，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当此之时，周公死。儒者说之，以为成王狐疑于周公。欲以天子礼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礼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于葬周公之间，天大雷雨，动怒示变，以彰圣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摄，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
【译文】
据上述情况来论述这一点，周成王时的雷雨狂风暴发，也属于这一类。
《尚书·金縢》上说：“秋天庄稼成熟，还没有收割，天上雷雨大作，刮起了大风，庄稼都倒伏了，大树全都连根拔起，国人大为恐慌。”正当这个时候，周公死了。儒者解释这件事，认为是因为周成王在用什么礼节葬周公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引起的。周成王想以天子礼葬周公，周公只是个大臣；想以大臣礼葬周公，周公有类似君王的功绩。犹豫在用什么礼节葬周公的问题之间，上天降下大雷雨，动了威怒示以灾变，以此来表彰周公的功德。古文经学家则认为武王死后，周公代成王执政，管叔、蔡叔散布流言，成王心里怀疑周公，周公出奔到楚国，所以上天降下雷雨，以使周成王醒悟。
夫一雷一雨之变，或以为葬疑，或以为信谗。二家未可审，且订葬疑之说。秋夏之际，阳气尚盛，未尝无雷雨也，顾其拔术偃禾，颇为状耳。当雷雨时，成王感惧，开金縢之书，见周公之功，执书泣过，自责之深，自责适已，天偶反风，《书》家则谓天为周公怒也。
【译文】
这忽儿雷忽儿雨的不同变化，有的认为是由于成王葬周公时犹豫不决引起的，有的认为是成王听信了谗言引起的。两家的说法谁是谁非还弄不清楚，姑且先考订一下关于葬疑的说法。秋夏时节，阳气还在旺盛，未尝没有雷雨发生，只是它拔起大树使庄稼倒伏，多少是一种特殊现象罢了。正当大雷雨的时候，成王因此而感到恐惧，开启了金縢中的册书，发现了周公的功绩，捧着周公的祈祷册书，一边哭泣一边责备自己的过错，表现了他在深刻地责备自己。他责备自己恰好完毕，天偶然刮起相反方向的风，解释《尚书》的人就认为上天是为周公的事而发怒了。
千秋万夏，不绝雷雨，苟谓雷雨为天怒乎？是则皇天岁岁怒也。
正月阳气发泄，雷声始动，秋夏阳至极而雷折。苟谓秋夏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为天怒，雨为恩施。使天为周公怒，徒当雷，不当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于是日也，哭则不歌。”《周礼》：“子、卯稷食菜羹。”哀乐不并行。哀乐不并行，喜怒反并至乎？
【译文】
千万个秋夏季节，雷雨没有断绝过，如果认为雷雨是天发怒的表现吗？
这样的话，那么皇天年年都在发怒了。初春时节阳气开始散发出来，雷声开始发作，到秋夏时节阳气发展到极点而雷电击断树木。如果说秋夏时节的雷是天大怒的表现的话，那么正月的雷是天小怒的表现吗？雷是天发怒的表现，雨是天施恩的表现。假如天为周公发怒，只应当打雷，不应当下雨。现今雷雨一齐来，难道上天又发怒又高兴吗？“孔子在吊丧的这天哭泣过，就不再唱歌了。”《周礼》上说：“逢子日、卯日只吃稷米饭和菜汤。”这是不同时做哀伤和欢乐的事情。既然不同时做哀伤和欢乐的事情，上天的高兴和发怒反而会同时表现出来吗？
秦始皇帝东封岱岳，雷雨暴至。刘媪息大泽，雷雨晦冥。始皇无道，自同前圣，治乱自谓太平，天怒可也。刘媪息大泽，梦与神遇，是生高祖，何怒于生圣人而为雷雨乎？尧时大风为害，尧激大风于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风雷雨。尧、舜，世之隆主，何过于天，天为风雨也？
【译文】
秦始皇帝登泰山筑坛祭天，雷雨突然出现。刘媪在大泽中休息，出现雷雨天色昏暗。秦始皇是无道君王，却自称同前世的圣人一样，国家统治得很乱还自认为太平，上天为此发怒还可以说得过去。刘媪在大泽中休息，梦中与神人交合，于是生下了汉高祖，上天对于生圣人为什么还要发怒而降雷雨呢？尧的时候大风造成灾害，尧射风伯于青丘的郊外。舜进入深山老林当守林小吏，在狂风雷雨的时候也不迷误。尧和舜是世间道德高尚的君王，对上天有什么过错，而上天要对他们刮狂风、下暴雨呢？
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设土龙，以类招气。如天应雩、龙，必为雷雨。何则？秋夏之雨，与雷俱也。必从《春秋》、仲舒之术，则大雩、龙，求怒天乎？师旷奏《白雪》之曲，雷电下击；鼓《清角》之音，风雨暴至。苟为雷雨为天怒，天何憎于《白雪》、《清角》，而怒师旷为之乎？此雷雨之难也。
【译文】
天下大旱，《春秋》上记载举行雩祭，又有董仲舒设置土龙，想以同属阴类的土龙招致阴气。如果上天应和雩祭和土龙，必定要降雷雨。为什么呢？秋夏时节的雨，是与雷同时出现的。果真听从《春秋》和董仲舒的主张，那么举行雩祭和设置土龙，难道是为了求得激怒上天吗？师旷演奏《白雪》之曲，雷电击了下来；演奏《清角》之曲，暴风雨突然来到。如果认为降雷雨是上天发怒，上天为什么憎恨《白雪》、《清角》两曲，而恼怒师旷演奏它们呢？这就是我对雷雨是天发怒这种说法的责难。
又问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礼葬周公，天为雷风，偃禾拔木。
成王觉悟，执书泣过，天乃反风，偃禾复起，何不为疾反风以立大木，必须国人起筑之乎？”应曰：“天不能。”曰：“然则天有所不能乎？”应曰：“然。”难曰：“孟贲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复起，是则天力不如孟贲也。秦时三山亡，犹谓天所徙也。夫木之轻重，孰与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谓三山非天所亡，然则雷雨独天所为乎？”问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礼葬周公，以公有圣德，以公有王功。经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也。”
【译文】
我又责问说：“周成王不用天子礼节安葬周公，上天降下雷风，吹倒了庄稼拔起了大树。周成王觉悟了，捧着周公的册书哭泣责备自己的过错，于是天就刮起相反方向的风，倒伏的庄稼又重新立起来，为什么不刮猛烈的反方向的风而把大树重新立起，必须要老百姓去扶起来并用土筑实它呢？”回答说：“天不能做到这一点。”问：“然而天有不能做到的事吗？”回答说：“是的。”责难说：“孟贲推人，人就会跌倒；扶人起来，被扶的人就站立起来了。天能拔起大树，不能重新扶起大树，这样天的力量就不如孟贲了。秦代时有三座山消失了，尚且说是天搬走的。树木和三座山相比，谁轻谁重呢？能搬掉三座山，不能扶起大树，不合符上天用力的道理。如果认为三座山不是上天搬掉的，然而雷雨单单是上天降下的吗？”回答说：“上天想叫周成王用天子的礼节安葬周公，因为周公有圣德，因为周公有王功。《尚书》中说：‘周成王才看到了周公自认为比武王有本事愿替武王去死的祝词。’现在上天动了威怒，以表彰周公的功德。”
难之曰：“伊尹相汤伐夏，为民兴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汤死，复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宫，摄政三年，乃退复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时，天何以不为雷雨？”应曰：“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雾三日’。”大雾三日，乱气矣，非天怒之变也。东海张霸造《百雨篇》，其言虽未可信，且假以问：“天为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开金匮雷止乎？已开金匮雷雨乃止也？”应曰：“未开金匮雷止也。开匮得书，见公之功，觉悟泣过，决以天子礼葬公。出郊观变，天止雨反风，禾尽起。”
【译文】
责难说：“伊尹辅佐汤讨伐夏桀，为老百姓兴利除害，致使天下太平。
汤死后，又辅佐太甲。太甲游乐无度，伊尹放逐他到桐地的一座离宫中去，代他执政三年，才退下恢复太甲的王位。周公说：‘伊尹受到上天的嘉许’。上天应当如此表彰他。伊尹死的时候，上天为什么不降下雷雨呢？”回答说：“依据《百两篇》上说的‘伊尹死的时候，天大雾了三天。’”大雾三天，是阴气和阳气错乱了，并不是上天发怒显示出来的灾变。东海郡的张霸伪造的《百两篇》，书中的话虽然不可信，姑且借他的说法来问难一下：“天降下雷雨以使成王觉悟，是成王还未打开金匮雷雨就停止了呢？还是已经打开了金匮雷雨才停止的呢？”回答说：“还未打开金匮雷雨就停止了。打开金匮，得到册书，发现了周公的功绩，觉悟到了就哭泣悔过，决心用天子的礼节安葬周公。去到南郊祭天观察灾变，上天止住了雨刮起了相反方向的风，倒伏的庄稼全都立起来了。”
由此言之，成王未觉悟，雷雨止矣。难曰：“伊尹雾三日。
天何不三日雷雨，须成王觉悟乃止乎？太戊之时，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时，荧守心，出三善言，荧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无三善言，桑穀不消，荧惑不徙。何则？灾变所以谴告也，所谴告未觉，灾变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为雷雨，以责成王，成王未觉，雨雷之息，何其早也？”
【译文】
据此说来，成王尚未觉悟，雷雨就停止了。责难说：“伊尹死的时候，天大雾了三天。上天为什么不降三天的雷雨，等待成王觉悟后才停止呢？太戊的时候，桑树穀树生长在朝廷上，七天就长大到一抱粗。太戊考虑并实行圣王的政治，桑树穀树就消失了。宋景公的时候，荧惑星迫近心宿，景公说了三句善良的话，荧惑星就离开了心宿所在的位置。假如太戊不思考并实行圣王之政，宋景公没有讲三句善良的话，桑树穀树就不会消失，荧惑星就不离开心宿。为什么呢？灾变是上天用来谴责告诫人的，被谴责告诫的人还没有觉悟，灾变是不会消除的，这是上天的最深的用意。现今上天发怒降下雷雨，以此责备成王，成王尚未觉醒，雨雷的停息，为什么这样早呢？”
又问曰：“礼，诸侯之子称公子，诸侯之孙称公孙，皆食采地，殊之众庶。何则？公子公孙，亲而又尊，得体公称，又食采地，名实相副，犹文质相称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礼葬，何不令成王号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礼乎？”应曰：“王者，名之尊号也，人臣不得名也。”难曰：“人臣犹得名王，礼乎？武王伐纣，下车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诸侯，亦人臣也，以王号加之。何为独可于三王，不可于周公？天意欲彰周公，岂能明乎？岂以王迹起于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于周公。江起岷山，流为涛濑。相涛濑之流，孰与初起之源？秬鬯之所为到，白雉之所为来，三王乎？周公也？周公功德盛于三王，不加王号，岂天恶人妄称之哉？周衰，六国称王，齐、秦更为帝，当时天无禁怒之变。周公不以天子礼葬，天为雷雨以责成王。何天之好恶不纯一乎？”
【译文】
又发问说：“按周朝礼制，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诸侯的孙子称为公孙，他们都享有封地，不同于老百姓。为什么呢？公子公孙，是君王的亲属，因而地位尊贵，能够享有“公”的称号，又享有封地，名称与实际相符合，如同表里配合适当一样。上天表彰周公的功绩，强使成王用天子的礼节安葬周公，为什么不强使成王封周公以周王的称号，以符合安葬时用天子的礼节呢？”回答说：“王，是名号中最尊贵的称号，臣子不能称王。”责难说：“人臣也还有称王的，这符合礼吗？周武王讨伐纣王，战争一结束，就追封他的先人为大王、季王、文王。这三个人，是诸侯，也是臣子，却用王号加封给他们。为什么偏偏对于三王可以加封王号，对周公又不可以呢？上天的本意是想表彰周公，难道这样能显示出来吗？难道是因为开创周朝的业绩起源于他们三个人吗？然而周公也同样具有开创周朝的业绩。长江发源于岷山，往下流就形成了波涛和急流。察看有波涛急流的流水，有哪一处与源头相同呢？秬鬯之所以贡到，白雉之所以献来，是由于三王的功德呢？还是由于周公的功德呢？周公的功德比三王盛大，没有加封王号，难道是由于上天憎恨人们随便称王的缘故吗？周朝衰败，六国相继称王，齐国、秦国甚至称为帝，当时上天并没有显示出要禁止他们而发怒的灾变。不用天子的礼节安葬周公，天降下雷雨用以谴责成王。为什么上天的好恶如此不纯正专一呢？”
又问曰：“鲁季孙赐曾子箦，曾子病而寝之。童子曰：‘华而睆者，大夫之箦。’而曾子感惭，命元易箦。盖礼，大夫之箦，士不得寝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礼葬，魂而有灵，将安之不也？”应曰：“成王所为，天之所予，何为不安？”难曰：“季孙所赐大夫之箦，岂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独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子路使门人为臣，非天之心而妄为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况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于太山，孔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细，犹却非礼，周公至圣，岂安天子之葬？曾谓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与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为雷雨以责成王乎？”
【译文】
又问：“鲁国季孙氏赐给曾子一张席子，曾子病了就睡在这张席子上。
侍童说：‘华丽漂亮的席子，是大夫享用的席子。’曾子听了感到惭愧，叫曾元撤换了这张席子。按礼制，大夫享用的席子，士子不能躺在上面。而今周公，只是臣子，用天子的礼节安葬他，他的魂魄如果有灵知，将会安心不会呢？”回答说：“成王这样做，是上天授意的，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责难说：“季孙氏赐给曾子的大夫享用的席子，难道是曾子自己制造的吗？为什么偏偏会感到不安呢？孔子病重，子路派门人充当孔子的家臣。孔子病势转轻，就说：‘很久以来，仲由就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了！我本来没有家臣，却硬装做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孔子这段话是责备子路的。自己不是大夫，子路派门人充当家臣，不符合天的心意，而随便这样做，这是欺骗上天。周公也不是天子，用孔子的心比照周公的心，周公一定会感到不安。季孙氏旅祭于泰山，孔子说：“竟然认为泰山之神不如林放知礼啊！”凭曾子的低下地位，尚且拒绝作违背周礼的事，周公是大圣人，怎么能够安心于用天子的礼节来安葬自己呢？竟然认为周公不如曾子吗？据此推究这件事，周公会感到不安的。圣人的德行与天地完全一致，周公感到不安，上天也会感到不安，为什么有意降下雷雨用来谴责成王呢？”
又问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应曰：“九龄之梦，天夺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时，九龄之年未尽，武王不豫，则请之矣。人命不可请，独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于金縢；不可复为，故掩而不见。”难曰：“九龄之梦，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应曰：“已得之矣。”难曰：“已得文王之年，命当自延。克殷二年，虽病犹将不死，周公何为请而代之？”应曰：“人君爵人以官，议定，未之即与，曹下案目，然后可诺。天虽夺文王年以益武王，犹须周公请，乃能得之。命数精微，非一卧之梦所能得也。”应曰：“九龄之梦能得也。”难曰：“九龄之梦，文王梦与武王九龄，武王梦帝予其九龄，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须复请？人且得官，先梦得爵，其后莫举，犹自得官。何则？兆象先见，其验必至也。古者谓年为龄，已得九龄，犹人梦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梦，请之于天，功安能大乎？”
【译文】
又问：“‘死生是命运安排，富贵由上天决定。’武王的命，怎么可以代替呢？”回答说：“周武王作了增加九年寿命的梦，上天减损文王的寿数用以加给武王。推翻殷王朝后的第二年，所增加的九年寿数还没有完，武王生了病，周公就请求上天愿代武王去死。一般人的寿命是不可以请求上天延长的，唯独武王的可以。这不是世上常用的方法，因此将册书藏在金縢中；这种事不可能再做第二次，所以掩藏起来不让人看见。”责难说：“武王做‘九龄之梦’时，已得到文王的寿数没有呢？”回答说：“已经得到九年的寿数。”责难说：“已经得到文王的寿数，武王的命应当自然延长，推翻殷王朝后的第二年，即使病了仍然不会死的，周公为什么请求代他去死呢？”回答说：“君王用官爵授予人，议论定了，并不立刻给他官爵，要通过尚书曹下达给经办文书的官吏写成奏章，然后由君王批准才授予官爵。上天虽然减损文王的寿数用来加给武王，仍然必须经过周公请求，才能得到它。人的寿命长短极其精细微妙，不是做一个梦所能得到的。”责难说：“九龄之梦，讲的是文王在梦中给武王九年的寿数，武王就梦见上帝给予他九年寿数，这么说来，上天已经给予他了，武王已经得到它了，何必要再行请求呢？某人将要得官做，事先会梦见得到雀子，以后即使没有人推荐，他还是会得到官爵的。为什么呢？预兆事先出现，其效验一定会实现。古人称年为龄，已经得到九龄，如同人梦见得雀一样。周公凭借武王所做的必然会有效验的梦，对天请求代死，功绩怎么称得上大呢？”
又问曰：“功无大小，德无多少，人须仰恃赖之者，则为美矣。
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与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应曰：“成事，周公辅成王而天下不乱。使武王不见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难曰：“若是，武王之生无益，其死无损，须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诸侯背畔，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使无管仲，不合诸侯，夷狄交侵，中国绝灭，此无管仲有所伤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于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诸侯礼葬，以周公况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岂以周公圣而管仲不贤乎？夫管仲为反坫，有三归，孔子讥之，以为不贤。反坫、三归，诸侯之礼，天子礼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为。大人与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讥管仲之僭礼，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验。《书》家之说，未可然也。”
【译文】
又问：“功绩无论大小，德行无论多少，别人必须仰仗依靠他的人，那就是完美的了。假使周公不祈求代替武王去死，武王病死了，周公与成王能导致天下太平吗？”回答说：“据已有的事例，证明用公辅佐成王而天下没有混乱。假使武王不被周公替代，终于生病至死，周公照样能导致太平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责难说：“如果是这样，武王活着没有什么益处，他死了，也没有什么损失，只要有周公的功业也就成了。周朝衰微，诸侯背叛，管仲多次会盟诸侯，纠正天下诸侯的行动。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都会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假使没有管仲，不会盟诸侯，边远的夷族狄族交相侵入，中原各诸侯国会被消灭，这就是没有管仲会带来的损害。衡量带来的好处，管仲的功劳，和周公并列。管仲死后，齐桓公不用诸侯的礼节安葬他，与周公相比较，天也应当发怒，却连小雷小雨都没有出现，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由于周公是圣人而管仲不是贤人吗？管仲造反坫，拥有三归，孔子讥讽他，认为他不贤良。拥有反坫、三归是诸侯的礼节，用天子的礼节安葬，是君王的礼制，因为都是臣下，完全不能这样做。圣人的德行与天地一致。孔子是位圣人，讥讽管仲超越了礼的规范，皇天却想让周公违反礼的规定，这不是圣人与天地德行一致的证明。解释《尚书》者的说法，不可以认为是正确的。”
以见鸟迹而知为书，见蜚蓬而知为车。天非以鸟迹命仓颉，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仓颉起鸟迹也。晋文反国，命彻麋墨，舅犯心感，辞位归家。夫文公之彻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惭，自同于麋墨也。宋华臣弱其宗，使家贼六人，以铍杀华吴于宋命合左师之后。左师惧曰：“老夫无罪。”其后左师怨咎华臣，华臣备之。国人逐瘈狗，瘈狗入华臣之门。华臣以为左师来攻己也，逾墙而走。
【译文】
因为看到鸟的足迹而知道创造文字，看到飞旋的蓬草而知道制造车子。
上天并没有用鸟的足迹来叫仓颉创造文字，用飞旋的蓬草来叫奚仲发明车子。奚仲有感于飞旋的蓬草，而仓颉受启发于鸟的足迹。晋文公返回晋国，命令面目变黑的人撤到队伍后边去，舅犯有感于此事，辞去官位回到家里。晋文公撤面目变黑的人，并不是想去掉舅犯；舅犯感到惭愧，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皮肤变黑了的人。宋国的华臣要削弱自己的宗族，派六个刺客藏于家中，用铍把华吴杀死在宋国合地左师向戍的屋后。左师害怕地说：“我没有什么罪。”事后左师怨恨华臣，华臣时刻防备着他。都城的人驱逐疯狗，疯狗跑进了华臣家的大门。华臣以为左师来攻打自己，就翻墙逃跑了。
夫华臣自杀华吴而左师惧，国人自逐瘈狗而华臣自走，成王之畏惧，犹此类也。心疑于不以天子礼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则惧而畏过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责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惧以自责也。夫感则仓颉、奚仲之心，惧则左师、华臣之意也。怀嫌疑之计，遭暴至之气，以类之验见，则天怒之效成矣。见类验于寂漠，犹感动而畏惧，况雷雨扬轩■之声，成王庶几能不怵惕乎？
【译文】
华臣自己杀了华吴而左师感到害怕，都城的人自己驱逐疯狗而华臣自己却逃走了，成王的畏惧心理，同上述情况一样。心里疑惑于不用天子礼节安葬周公这件事情，遇到雷雨突然到来，就因为恐惧而害怕自己有什么过错了。这场雷雨的到来，上天不一定是在责备成王。雷雨到来，成王恐惧因而责备自己。有所感这是仓颉、奚仲的心理，有所惧这是左师、华臣的心理。抱着怀疑的心理，遇上突然到来的气，认为与自身有关的事物的应验出现了，于是雷雨是天发怒的表想这种想法就形成了。在平静的环境中看到与自身有关的事物得到了应验，还是会因有所感动而畏惧，何况雷雨中发出震动声，成王怎么能不惊恐呢？
迅雷风烈，孔子必变。礼，君子闻雷，虽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惧激气也。圣人君子于道无嫌，然犹顺天变动，况成王有周公之疑，闻雷雨之变，安能不振惧乎？然则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气；成王畏惧，殆且感物类也。夫天道无为，如天以雷雨责怒人，则亦能以雷雨杀无道。古无道者多，可以雷雨诛杀其身，必命圣人兴师动军，顿兵伤士。难以一雷行诛，轻以三军克敌，何天之不惮烦也？
【译文】
遇到迅雷烈风，孔子必定会改变常态。依照礼制，君子听到打雷，即使是在半夜，也要穿好衣服，戴上帽子，正襟危坐，这样来敬畏阴阳之气激起的雷。圣人君子对于道是问心无愧的，然而还是顺应天的变动，何况成王有用什么礼葬周公的犹豫，听到雷雨的变化，怎么能不震动害怕呢？然而雷雨的到来，大概还是由于天上气的变化引起的；成王畏惧雷雨，大概还是由于感触类似的事物引起的。天本来是无为的，如果天能用雷雨来责怒人类，就能以雷雨杀掉无道的人。自古以来无道的人众多，上天可以用雷雨来杀掉他们，却偏要授命圣人出动大军，损坏兵器，损伤士卒去讨伐他们。上天不愿用一个炸雷去诛杀无道的人，却轻易地出动三军去战胜无道的人，为什么上天如此不怕麻烦呢？
或曰：“纣父帝乙，射天殴地，游泾、渭之间，雷电击而杀之。斯天以雷电诛无道也。”帝乙之恶，孰与桀、纣？邹伯奇论桀、纣恶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纣、秦、莽之地，不以雷电。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采善不逾其美，贬恶不溢其过。责小以大，夫人无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变何以过此？《洪范》稽疑，不悟灾变者，人之才不能尽晓，天不以疑责备于人也。成王心疑未决，天以大雷雨责之，殆非皇天之意。《书》家之说，恐失其实也。
【译文】
有人说：“纣的父亲帝乙，用箭射天又击打大地，当他在黄河、渭水之间行走时，雷电击杀了他。这是上天用雷电来诛杀无道的人。”帝乙的罪恶，与桀、纣相比哪一个更大呢？邹伯奇评论桀、纣的罪恶比不上秦朝，秦朝又比不上王莽，然而桀、纣、秦朝、王莽的灭亡，不是由于雷电诛杀了他们。孔子编写《春秋》，表彰极小的善行，贬斥极细的恶举。表彰善行不夸大他的美德，贬斥恶举也不超过他的过错。用重罚处理小过错，孔子没有这样做过。成王稍有犹豫，天就降下大雷雨。如果成王决定按照臣子之礼安葬周公，上天将会降下什么比这更严重的灾变呢？《洪范》中分析解决疑难大事，并没有讲到要用灾变来使人对疑难之事省悟，这是因为人的才智不能什么都通晓，上天不会由于人有了犹豫就对他加以责备。成王心里犹豫不决，上天用大雷雨责备他，大概不是皇天的本意。《书》家的解释，恐怕有失真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