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的中心议题是主张薄葬反对厚葬，故篇名“薄葬”。
王充认为厚葬恶习一是来源于墨家“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的有鬼论，一是由于儒家为了维护封建礼义，“惧开不孝之源”，“示不负死以观生”而竭力提倡的厚葬主张。本文兼批儒、墨二家之议，力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
王充指出，墨家的有鬼论和他们的薄葬主张是自相矛盾的。墨家有鬼论的错误认识，来源于“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儒家“不明死人无知之义”的厚葬主张，将会导致“财尽民贫，国空兵弱”，最后“国破城亡，主出民散”的恶果。他明确指出，要从根本上铲除厚葬恶习，必须坚持无神论，让大家都明白“死人无知，厚葬无益”的道理，否则是不可能做到的。
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儒家不从，以为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然而赙祭备物者，示不负死以观生也。陆贾依儒家而说，故其立语，不肯明处。刘子政举薄葬之奏，务欲省用，不能极论。是以世俗内持狐疑之议，外闻杜伯之类，又见病且终者，墓中死人来与相见，故遂信是，谓死如生。
【译文】
圣贤的事业，都是以薄葬节省财物为宗旨。然而世间崇尚厚葬，有铺张浪费的恶习，是由于儒家论述不清楚，墨家的论述又不正确的缘故。墨家的观点崇尚鬼，认为人死就变为鬼而且有知觉，能变成活人的形象来害人，所以引用杜伯变鬼之类的事例来作为证明。儒家不相信这一点，认为死人没有知觉，不能变成鬼，然而在帮助别人办理丧事和举行祭祀时却备办了各种东西，这是为了不背弃死去的人借以劝勉话着的人。陆贾依照儒家的观点而论葬礼，所以他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时，却不愿明确地判定有没有鬼。刘子政呈递关于薄葬的奏章，宗旨是想节省财物，但没有透彻地说明道理。因此世俗之人内心持有怀疑的看法，外面又听见杜伯变鬼之类的传说，又听说将要病死的人往往有坟里的死人来和他相见的事，所以就相信了有鬼的说法，认为死人像活人一样。
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内无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孔子非之，而亦无以定实然。而陆贾之论，两无所处。刘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无知之验，墨家有知之故。
【译文】
人们哀怜死人单独埋葬，灵魂孤单无人陪伴，丘墓封闭掩藏，谷物缺乏，所以制作偶人去侍奉装有死尸的棺材，在坟墓中多多储藏食物以便让鬼享用。这种风气逐渐发展影响所至，有的人倾家荡产，用殉葬品装满死人的棺材，甚至杀人用以殉葬，以满足活人的心愿。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把殉葬品放在棺内没有好处，而是受奢侈之心的影响在外表上相互炫耀，讲究排场。认为死人确实有知觉，跟活人没有什么不同，孔子反对这种说法，但也无法去断定事情的真象是怎样的。而陆贾的论述，两方面都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刘子政的奏章，也不能阐明儒家关于鬼无知的证明是什么，墨家关于鬼有知的理由是什么。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是以世俗轻愚信祸福者，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辩士、文人有效验，若墨家之以杜伯为据，则死无知之实可明，薄葬省财之教可立也。
【译文】
没有比有效验更能说明事情真象的了，没有比有证据更能肯定论点正确的了。空洞虚假的语言，即使符合根本的道理，人们仍然不会相信。因此社会上鄙陋无知轻信祸福的人，怕得罪死人而不怕违背道理，只看重死人而不顾全活人，耗尽财产以侍奉鬼神，不惜倾家荡产办理丧事。如果辩士、文人论证人死无知确有根据，就像墨家用杜伯变鬼的例子来论证人死有知一样，那么人死无知的真实情况就可以明白，薄葬节省财物的教化就可以树立了。
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业难齐同，故二家争论。世无祭祀复生之人，故死生之义未有所定。实者死人暗昧，与人殊途，其实荒忽，难得深知。有知无知之情不可定，为鬼之实不可是。通人知士虽博览古今，窥涉百家，条入叶贯，不能审知。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
【译文】
现今墨家否定儒家，儒家否定墨家，各有各的主张，所以互相矛盾，观点难以一致，因此两家争论不休。世上没有因为受到祭祀而复活的人，所以关于死生方面的道理没有定论。实际上死人的情况不明，与活人存在于不同的世界，死人的真实情况是捉摸不定的，难以深刻的了解。死人有知与无知的真情不能断定，人死后到底是否变鬼也就不可能确定。知识渊博的有见识的人，虽然博览古今，遍阅诸子百家著作，深入细致，能融会贯通，也不能清楚地了解此事。只有圣贤的心思，将各种事物进行对比研究，才能肯定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
【译文】
论证问题不集中精力深入思考，只是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事情的是非，只依据外在的见闻，不通过内心分析判断，这就是光凭耳目见闻而不是通过内心思考来论事。光凭耳目见闻来论事，那就会凭虚假的现象说话，相信了虚假现象，那就会把实事当成是错的。所以判断是非不能只依靠耳目的见闻，一定要通过内心的思考。墨家的观点不是经过用心思考而只是考察事物的表面现象得出来的，只是相信耳目的见闻，就即使效验十分显著，仍然是偏离真实的。偏离真实的主张难以用来指导别人，即使符合无知之人的心意，也不会符合有智之士的心意，即使不倾家荡产以殉葬，对世人也没有好处，这大概就是墨家学说不能流传的原因。
鲁人将以玙璠敛，孔子闻之，径庭丽级而谏。夫径庭丽级，非礼也，孔子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贪。玙璠，宝物也，鲁人用敛，奸人僴之，欲心生矣。奸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则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见著，故径庭丽级，以救患直谏。夫不明死人无知之义，而著丘墓必抽之谏，虽尽比干之执，人人必不听。何则？
【译文】
鲁国人将要用玙璠装殓季平子，孔子听见这件事，直接穿过庭院一步跨上一级台阶而去谏阻。直接穿过庭院一步跨上一级台阶，不符合礼的规范，孔子是为防止祸乱就不顾礼了。祸乱的产生，常常是由于贪欲引起的。玙璠是宝物，鲁人用它来装殓，奸诈的人窥探到它，贪欲之心必然产生。奸诈之人的贪欲产生后，就不怕犯罪触法。不怕犯罪触法，那么丘墓就会被盗掘了。孔子从细微的小事预见到明显的大事，所以直接穿过庭院一步跨上一级台阶，为防止祸乱而直接谏阻。不阐明死人无知的道理，而标榜丘墓一定会被盗的阻谏，即使尽到像比干那样的忠诚，人们也必定不会相信的。为什么呢？
诸侯财多不忧贫，威强不惧抽。死人之议，狐疑未定；孝子之计，从其重者。如明死人无知，厚葬无益，论定议立，较著可闻，则玙璠之礼不行，径庭之谏不发矣。今不明其说而强其谏，此盖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实，其意不分别者，亦陆贾之语指也。
【译文】
诸侯因为财产多就不怕厚葬把自己搞穷，因为权势大也不怕人家来掘墓。由于对死人有知还是无知的议论还有怀疑拿不定主意，所以孝子的想法总是倾向于厚葬。如果阐明死人无知，厚葬没有好处，主张观点确定下来，明明白白地让大家都知道，那么用玙璠装殓的礼节就不会实行，直接穿过庭院去阻谏的事就不会发生了。现在不阐明主张而极力去阻谏，这大概就是孔子不能传播他的教化的原因了。孔子不是不明白死人有知无知的真实情况，他之所以故意不讲清楚人死无知，也就含有陆贾议论的那种意旨。
夫言死无知，则臣子倍其君父。故曰：“丧祭礼废，则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则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则不孝狱多。”圣人惧开不孝之源，故不明死无知之实。异道不相连，事生厚，化自生，虽事死泊，何损于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无所知，倍之何损？明其无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无知，成事已有贼生之费。
【译文】
讲到人死无知，那么臣、子就会违背君、父。所以说：“丧祭的礼节荒废，就使臣、子的恩情淡薄。臣、子的恩情淡薄，那就会背弃死人忘记祖先。背弃死人忘记祖先，犯不孝之罪的人就会多起来。”圣人怕开不孝之罪的源头，所以有意不阐明死人无知的真实情况。活人与死人的道理互不相关，对活着的人奉养优厚，好的风俗自然会形成，即使对死去的人事奉淡薄些，对于风俗教化有什么损害呢？假如死人是有知的，违背他的心愿就不对；假如死人什么也不知道，违背他又有什么损害呢？阐明死人无知，不一定有违背死人的祸害；不阐明死人无知，事实上已经存在着损害活人的浪费现象
孝子之养亲病也，未死之时，求卜迎医，冀祸消、药有益也。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良如扁鹊，终不复生。何则？知死气绝，终无补益。治死无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伤化，绝卜拒医，独不伤义乎？亲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黄泉之下。黄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绝异处，不可同也。如当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于宅，与生同也。
【译文】
孝子伺侍父母的病，父母还没有死的时候，求人算卦请医生治疗，希望灾祸消除、医药有效。父母死了之后，即使有精明如巫咸，高明如扁鹊那样的人，最终也不再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呢？他们知道人死气绝，算卦医药终归没有什么益处。医治死人没有益处，厚葬和给死人治病有什么差别呢？背弃死人恐怕有损教化，不去卜问不请医生，难道就不损伤道义吗？父母活着的时候，安坐在高堂之上；父母死了，埋葬在黄泉之下。黄泉之下，不是人居住的地方，然而埋葬他们在黄泉之下而没有疑虑，是由于死人断气以后不再同活人相处，不可能同住在一起的缘故。如果对待死人应当也像对待活人一样，恐怕活着的亲人背弃他，就应当把死者葬在家中，跟活人居住在一起。
不明无知，为人倍其亲，独明葬黄泉，不为离其先乎？亲在狱中，罪疑未定，孝子驰走以救其难。如罪定法立，终无门户，虽曾子、子骞，坐泣而已。何则？计动无益，空为烦也。今死亲之魂，定无所知，与拘亲之罪决不可救何以异？不明无知，恐人倍其先，独明罪定，不为忽其亲乎？圣人立义，有益于化，虽小弗除；无补于政，虽大弗与。今厚死人，何益于恩？倍之弗事，何损于义？
【译文】
不肯阐明死人无知，因为害怕人们会背弃他们的父母，却偏偏阐明人死后应该埋葬在黄泉，难道不怕人们遗弃他们的祖先吗？父母亲关押在牢里，罪行尚有怀疑没有定案，孝子四出奔走以挽救父母的灾难。如果罪已确定依法判处，再也找不到什么门路救亲人了，即使是曾子、子骞这样的孝子，也只能坐着哭泣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考虑到再去活动也无济于事，只不过是白费精力而已。如今死去的父母亲的魂魄确实什么也不知道，这和被关押的父母亲已定罪而无可救援有什么不同呢？不肯阐明死人无知，担心人们背弃他们的祖先，偏偏阐明罪行确定无法挽救，就不害怕人们轻视他们的父母吗？圣人制定礼义，有益于教化，即使是小的礼节也不取消；对政治没有好处，即使是再大的礼节也不赞同。现在厚葬死人，对报答死者的恩义有什么好处呢？背弃死者，不搞厚葬，对报答亲人的恩义有什么损害呢？
孔子又谓，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则偶人，象类生人，故鲁用偶人葬，孔子叹。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叹以痛之。即如生当备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后用生殉，用明器，独不为后用善器葬乎？绝用人之源，不防丧物之路，重人不爱用，痛人不忧国，传议之所失也。
【译文】
孔子又说，虽然殉葬的器物做得不精致，但表示了人们认为人死后还很神明的心意。俑就是偶人，形状像活人一样，所以鲁国用偶人殉葬，孔子为此而叹息。他从中看出将会用人殉葬的苗头，因此叹息哀痛用偶人殉葬。如果孔子认为对待死人应当像对待活人那样为他备办器物，并不是表示死人真像活人一样，用意全在于宣扬他的礼教，用偶人殉葬，担心以后会用活人殉葬，用明器殉葬，难道就不怕后人用精致的器物殉葬吗？杜绝了用活人殉葬的根源，而不堵塞浪费财物的渠道，重视人而不爱惜财物，爱惜人而不担忧国家，儒家议论的错误就在于此。
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则水泄绝。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则水为患害。论死不悉则奢礼不绝，不绝则丧物索用。用索物丧，民贫耗之至，危亡之道也。
【译文】
治理有漏洞的堤坝，要全部堵塞堤坝的漏洞，这样水的泄漏就会停止。
漏洞不全部堵塞，水有泄漏的地方，泄漏那么水就会造成灾害。论述死人无知不彻底，那么厚葬的奢侈礼节就不会杜绝，不杜绝就会让人倾家荡产。财物消耗干净，老百姓会贫困到极点，这是使国家走向危亡的道路。
苏秦为燕，使齐国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财物，苏秦身弗以劝勉之。财尽民贪，国空兵弱，燕军卒至，无以自卫，国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无知，使民自竭以厚葬亲，与苏秦奸计同一败。
【译文】
苏秦为了燕国，让齐国的老百姓把坟墓造得又高又大，在坟墓中多藏财物，苏秦亲自执绋送葬以劝导齐人厚葬。齐国财物耗尽百姓贫穷，国库空虚将士无力，燕军突然打来，齐国没有什么可以自卫，国都被攻破城市被占领，君王逃走百姓散尽。现在不阐明死人无知，让老百姓耗尽自己的财物，这和苏秦的奸计是同一种祸害。
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为验。杜伯死人，如谓杜伯为鬼，则夫死者审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葬非也。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非与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详览。详览如斯，可一薄葬矣。
【译文】
墨家的主张同他的观点自相矛盾，墨家主张薄葬而又崇尚鬼，崇尚鬼举例证明，就以杜伯为例。杜伯是死人，如果认为杜伯是鬼，那么死人确实有知。如果死人有知而薄葬他，这是激怒死人。人的心情是想厚葬而讨厌薄葬，由于薄葬而受到死人的责罚，即使崇尚鬼，那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认为鬼不是死人变的，那么相信杜伯死后变鬼就不对了；如果认为鬼是死人变的，那么对他薄葬也就不对了。基本观点和具体主张互相违背，前后矛盾，所以认为墨家的观点是错的。是与非没有阐明，所以都行不通。既然如此，世俗之人，可以全面详细鉴别。详细鉴别如上文所分析的，就可以一律实行薄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