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批判君主的政治和人的至诚可以感动天，使天气、天象发生变化的天人感应论。前面《寒温篇》是从君王的喜怒和刑赏能不能引起寒温之变来进行批判的。《谴告篇》是从天降寒温之变指责君王政治之失来进行批判的，本篇则综合二者，进行批判。
王充认识到，自然变化可以影响人和物，但“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因为“寒暑有节，不为人改变也。”无论君主的政治如何，都影响不了“春生而秋杀”的自然规律；无论人怎样至诚，也不能使夏寒冬热。王充否定了君主“以赏罚感动皇天，天为寒温以应政治”的观点。他认为邹衍呼天而降霜，杞梁妻哭而崩城等说法都是不可信的“伪书游言”。
但是，王充在论述自然变化对人和物的影响时，往往有形而上学的倾向。他把某些社会问题说成是由自然变化直接引起的，比如把谷价的贵贱、盗窃行为的产生归之于“天气动怪（摇）人物”等。他也过分夸大了自然力，认为“人物吉凶统于天”，天是主宰一切的，这些都是由于时代局限性造成的。
论灾异者，已疑于天用灾异谴告人矣。更说曰：“灾异之至，殆人君以政动天，天动气以应之。譬之以物击鼓，以椎扣钟，鼓犹天，椎犹政，钟鼓声犹天之应也。人主为于下，则天气随人而至矣。”
【译文】
主张灾异之说的人，对于天用灾异谴责告诫君王的说法已被怀疑了。他们进一步解释说：“灾异的出现，大概因为君主施政影响了天，天就运用气来应和君主。以用槌击鼓，用槌敲钟作比喻，钟鼓好比是天，槌好比是施政，钟鼓的声音好比是天的应和。君主在人间施政，天上的气就随着君主施政的好坏而出现了。
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何则？人、物系于天，天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马，车骑盈野。”非车骑盈野，而乃王良策马也。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蝼蚁徙，丘蚓出，琴弦缓，固疾发，此物为天所动之验也。故天且风，巢居之虫动；且雨，穴处之物扰，风雨之气感虫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人能，不达物气之理也。
【译文】
我说：这又值得怀疑了。天能影响万物，万物怎么能感动天呢？人和物都隶属于天，天是人和物的主宰。所以说：“王良用马鞭赶马，战车战马就布满原野。”不是地上先发生了战争而后王良才赶马的。天的气在上面发生变化，人和物在地下应和。所以天将要下雨，商羊鸟就飞舞，并不是商羊鸟飞舞才使天下雨的。商羊鸟，是能预知要下雨的鸟，天将要下雨，它就屈起它的一只脚飞舞。所以天将要下雨，蝼蛄蚂蚁就会搬家，蚯蚓就会爬出泥土外，琴弦就会松弛，旧病就会复发，这就是万物受天的影响的应验。所以天将要刮风，窝中的鸟就会飞舞，天将要下雨，洞穴中的动物就会骚动不安。这就是风和雨的气影响了虫鸟这类动物。因此，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好比跳蚤虱子在衣裳里面，蝼蛄蚂蚁在洞穴缝隙之中。跳蚤虱子蝼蛄蚂蚁前后左右乱爬，能够使衣裳洞穴缝隙之间的气变动吗？跳蚤蝼蛄蚂蚁不能够，而唯独说人能够，就是不明白物与气之间的关系。
夫风至而树枝动，树枝不能致风。是故夏末蜻■鸣，寒螀啼，感阴气也。雷动而雉惊，发蛰而蛇出，起气也。夜及半而鹤唳，晨将旦而鸡鸣，此虽非变，天气动物，物应天气之验也。顾可言寒温感动人君，人君起气而以赏罚，乃言以赏罚感动皇天，天为寒温以应政治乎？六情风家言：“风至，为盗贼者感应之而起。”非盗贼之人精气感天，使风至也。风至，怪不轨之心，而盗贼之操发矣。何以验之？盗贼之人，见物而取，睹敌而杀，皆在徙倚漏刻之间，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风已以贪狼阴贼之日至矣。
【译文】
风吹来树枝会摇动，树枝本身不能招来风。所以夏末蟋蟀鸣叫，寒蝉啼叫，是受了阴气的感动。春雷响动而野鸡惊飞，惊蛰到来伏蛇出洞，是受了阳气的激发。到半夜的时候鹤就鸣叫，天将亮的时候公鸡就啼叫，这些即使不是异常现象，也是天上的气影响了万物，万物应和天上的气的应验。只能说寒温之气感动了君主，君主受气的激发而对人施以赏罚，岂能说君主以赏罚感动了天，天用寒温之气来应和君主的政治呢？根据风向预测吉凶的人说：“风吹来了，干盗窃的人受到风的感应而作案。”并不是盗贼的精气感动了天才使风吹来。是风吹来，引发了盗贼犯法的心理，而盗贼的偷窃行为就发生了。用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盗贼这种人，见到财物就偷取，发现仇人就杀害，这些行为都发生在短时间，未必往日他就有这种心思，而是天上的风正好在贪狼阴贼当道的日子刮来了。
以风占贵贱者，风从王相乡来则贵，从囚死地来则贱。夫贵贱、多少，斗斛故也。风至而籴谷之人贵贱其价，天气动怪人、物者也。故谷价低昂，一贵一贱矣。《天官》之书。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风。风从南方来者旱，从北方来者湛，东方来者为疫，西方来者为兵。太史公实道，言以风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统于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杀也，天者。如或欲春杀冬生，物终不死生，何也？物生统于阳，物死系于阴也。故以口气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温。使见吹吁之人，涉冬触夏，将有冻旸之患矣。寒温之气，系于天地而统于阴阳，人事国政，安能动之？
【译文】
根据风向预测物价的高低，风从王相乡吹来物价就高，从囚死地吹来物价就低。谷价有高有低，谷米有多有少，但斗斛并没有改变。风吹来了，卖谷的人依据风向就抬高或降低谷价，这是由于天上的气影响了人心和物价的缘故。因此谷价高低变化，有时贵有时贱。《史记·天官书》上说，在夏历正月初一的早晨，根据四方之风来占测一年的吉凶。风从南方吹来就会大旱，从北方吹来就发大水，从东方吹来说发生瘟疫，就西方吹来就发生战乱。太史公据实论事讲根据风向预测水、旱、兵、疫、是因为人、物的吉凶都受天的支配。使万物生长的，是春季；使万物衰亡的，是冬季。使万物春季生长而冬季衰亡的是上天。如果有人想让万物春季衰亡而冬季生长，万物最终既不生也不死，是什么道理呢？万物生长受春阳之气的支配；万物衰亡是由冬阴之气决定的。因此，用嘴里的气吹人，人不会寒冷；用气呵人，人不会温暖。让被吹气和呵气的人，经冬历夏，就会有挨冻受晒的忧患。寒冷的温暖的气，归属于天地而受阴阳的支配，人事与国政，怎么能够影响它呢？
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树怪其枝，不能动其株。如伐株，万茎枯矣。人事犹树枝，能温犹根株也。生于天，含天之气，以天为主，犹耳目手足系于心矣。心有所为，耳目视听，手足动作，谓天应人，是谓心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缀于杆，杆东则旒随而西。苟谓寒温随刑罚而至，是以天气为缀旒也。钩星在房、心之间，地且动之占也。齐太卜知之，谓景公：“臣能动地。”景公信之。夫谓人君能致寒温，犹齐景公信太卜之能动地。夫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
【译文】
况且天是根本而人是末节。爬树摇树枝，不能动摇树干。如果斫伐树干，所有的树枝都会枯死。人事好比树枝，寒温之气好比树根树干。人为天所生，就含有天的气，以天为根本，好比耳目手足受心的支配。心里想干什么，耳目就听什么看什么，手足就会随着动作起来。如果说天会应和人，这就是说心是受耳目手足所支配的吗？旌旗悬挂穗带，穗带连接在旗杆上，旗杆往东穗带就朝西飘。如果说寒温之气是随君主的刑赏而来的，这是把天上的气当作系在旗杆上的带了。钩星运行到房宿、心宿之间，是地将要震动的征兆。齐太卜看见了这种天象，对齐景公说：“我能使大地震动。”齐景公相信了他。如果说君主能引来寒温之气，就好比齐景公相信太卜能使大地震动一样。人不能使大地震动，也就不能使天感动。
夫寒温，天气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不能鸣钟，而萤大不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篙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占大将且入国邑，气寒，则将且怒；温，则将喜。夫喜怒起事而发，未入界，未见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发，而寒温之气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温，怒喜之后，气乃当至。是竟寒温之气使人君怒喜也。
【译文】
寒温之气，是天上的气。天极为高大，人极为卑小。小竹枝不能敲响钟，而萤火不能烧鼎煮饭，为什么呢？因为钟长大而竹枝短小，鼎高大而萤火细小的缘故。凭七尺长的细小身躯，想感动皇天的大气，它不会有丝毫效验，这是必定无疑的。占卜郡守将要进入郡的首府这件事，如果天气寒冷，就表明郡守要发怒；如果天气温和，就表明郡守会高兴。喜怒是有感于事情而发生的，郡守尚未进入郡界，没有见到官吏百姓，没有察明是非，喜怒尚未发生，而寒温之气已经预先来到了。如果怒喜能导致天气寒温的话，那么应该在郡守怒喜之后，寒温之气才能到来。这反而是寒温之气使郡守发怒或高兴了。
或曰：“未至诚也。行事至诚，若邹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气之不能动乎？”夫至诚，犹以心意之好恶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气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后得之。夫以果蓏之细，员圌易转，去口不远，至诚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远，其气莽苍无端末乎？盛夏之时，当风而立；隆冬之月，向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温也，至诚极矣。欲之甚者，至或当风鼓箑，向日燃炉，而天终不为冬夏易气，寒暑有节，不为人变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犹不能致，况自刑赏，意思不欲求寒温乎。
【译文】
有人说：“这是因为不十分虔诚，如果做事十分虔诚，就像邹衍仰天长叹而天降霜，杞梁妻痛哭而城墙崩塌一样，怎么天上的气就不能感动呢？”所谓至诚，还是就心意的好恶来说的。有瓜果这类东西，在人的面前，距嘴只有一尺远，心里想吃它，用口里的气吸它，是不能吸来的；用手拿取送进嘴里，然后就可以得吃了。就凭瓜果这样细小的东西，又圆又团极易转动，距嘴又不远，十分虔诚地想吃它，却不能得到，何况上天距人又高又远，它的气无边无际，无头无尾呢？盛夏时节，迎风站立；隆冬季节，向着太阳而坐。这是夏天想得到凉爽而冬天想得到温暖，算是极端虔诚了，希望得到凉爽和温暖最心切的人，甚至有的迎风煽扇子，有的对着太阳而又烧燃火炉，但是上天终究不会为了他而改变寒温之气，寒来暑往有一定的规律，不会为人诚心不诚心而改变。诚心想得到寒温之气尚且不能招来，何况君主施行刑赏时本来就没有想要得到寒温之气的意思呢。
万人俱叹，未能动天，一邹衍之口，安能降霜？邹衍之状，孰与屈原？见拘之冤，孰与沉江？《离骚》、《楚辞》凄怆，孰与一叹？屈原死时，楚国无霜，此怀、襄之世也。厉、武之时，卞和献玉，刖其两足，奉玉泣出，涕尽续之以血。夫邹衍之诚，孰与卞和？见拘之冤，孰与刖足？仰天而叹，孰与泣血？夫叹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计冤情，衍不如和，当时楚地不见霜。李斯、赵高谗杀太子扶苏，并及蒙恬、蒙骜。其时皆吐痛苦之言，与叹声同，又祸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气不生。秦坑赵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俱陷。当时啼号，非徒叹也。诚虽不及邹衍，四十万之冤，度当一贤臣之痛；入坑坎之啼，度过拘囚之呼，当时长平之下不见陨霜。《甫刑》曰：“庶僇告无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无罪于上天也。以众民之叫，不能致霜，邹衍之言，殆虚妄也。
【译文】
万众人都叹息，尚且不能感动上天，邹衍一声长叹，怎么能使上天降霜呢？邹衍的处境，哪能与屈原相比？被拘囚的冤屈，哪能与投江相比？《离骚》、《楚辞》凄凉悲伤，一声长叹，怎能与它相比？屈原死的时候，楚国并没有降霜，这是楚怀王、楚襄王时的事情。楚厉王、楚武王时，卞和向他们呈献玉石，被砍掉了双足，卞和捧玉而流泪，眼泪流尽了接着就哭出血来。邹衍的虔诚，怎能与卞和相比呢？被拘囚的冤屈，怎能与砍掉双足相比呢？仰天长叹，怎么能与哭出血相比呢？长叹确实不如哭泣，拘囚确实不如砍足，衡量冤情，邹衍不如卞和，当时楚地也不见降霜。李斯、赵高假造遗诏杀害太子扶苏，并牵连蒙恬、蒙毅等人。当时他们都倾吐了痛苦的话，与邹衍的叹息声相同，又遭祸直到被杀死。不仅仅是被拘囚，在他们被害死的地方，并没有寒冷之气产生。秦国坑杀赵国降卒在长平城下，四十万人同时被活埋。当时他们的哭啼叫喊，不仅仅是叹息。他们的虔诚虽然不及邹衍，四十万人的冤屈，估计应当抵得上一位贤臣的悲痛；他们被活埋时的哭喊，估计应超过被拘囚者的呼号，当时长平城下也不见降霜。《尚书·吕刑》上说：“被杀害的百姓纷纷对天帝诉说自己没有罪过。”这说的是蚩尤统治下的老百姓受了冤屈，纷纷对上天诉说自己没有罪过。以万众百姓的含冤叫屈，都不能引来降霜，邹衍长叹降霜的说法，不过是虚假荒诞之说。
南方至热，煎沙烂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处。燕在北边，邹衍时，周之五月，正岁三月也。中州内，正月、二月霜雪时降；北边至寒，三月下霜，未为变也。此殆北边三月尚寒，霜适自降，而衍适呼，与霜逢会。传曰：“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复温。”则能使气温，亦能使气复寒。何知衍不令时人知己之冤，以天气表己之诚，窃吹律于燕谷狱令气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为须贾所谗，魏齐僇，折干摺胁。张仪游于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记其状。邹衍见拘，雎、仪之比也，且子长何讳不言？案衍列传，不言见拘而使霜降。伪书游言，犹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霜降，虚矣！则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
【译文】
南方很热，能使沙子熔化石头酥烂，父子同在河水中沐浴。北方很冷，凝结的冰块能把土地冻裂，父子同在土屋中居住。燕国地处北方，邹衍被拘之时，周历的五月，是夏历的三月。中原地区，正月、二月经常降霜雪；北方很冷，三月下霜，不算是反常。这大约是北方三月还在寒冷，霜恰好自天而降，而邹衍正好仰天长叹，与降霜碰到一起。传上说：“燕国有一个寒冷的山谷，里面不长五谷，邹衍吹响律管，寒谷又变温暖了。”如果能使天气温暖，也就能够使天气再变寒冷。怎么知道邹衍不是希望能使当时的人知道自己的冤屈，想借天气表明自己的诚心，偷偷地在燕国的监狱里吹响律管想使天气寒冷，于是才向天呼号的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是什么原因降霜呢？范雎被须贾所诬告，魏齐侮辱范雎，折断了他的肢体肋骨。张仪在楚国游说，楚相拷打他，他被鞭打得流血。他们两人的冤屈，太史公如实记下了他们的情况。邹衍被拘囚，与范雎、张仪同类，而司马迁为什么避讳不记载呢？考察邹衍列传，没有记载他被拘囚而使天降霜的事。伪作的书和无根据的说法，好比太子丹使偏西的太阳回到正中、天上降下谷雨一样。由此说来，邹衍向天呼号而天降霜，是不存在的！那么杞梁的妻子痛哭而使城墙倒塌，是荒诞的了！
顿牟叛，赵襄子帅帅攻之，军到城下，顿牟之城崩者十余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军有哭者乎？秦之将灭，都门内崩，霍光家且败，第墙自坏。谁哭于秦宫泣于霍光家者？然而门崩墙坏，秦、霍败亡之征也。或时杞国且圮，而杞梁之妻适哭城下，犹燕国适寒，而邹衍偶呼也。事以类而时相因，闻见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墙朽，犹有崩坏。一妇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则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时，山多变。山、城一类也。哭能崩城，复能坏山乎？女然素缟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从军死，不归。其妇迎之，鲁君吊于途，妻不受吊，棺归于家，鲁君就吊，不言哭于城下。本从军死，从军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处也。然则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复虚言也。
【译文】
顿牟反叛，赵襄子带兵讨伐顿牟。晋军到达顿牟城下，顿牟的城墙崩塌了十多丈，赵襄子鸣金而退兵。如果杞梁之妻痛哭而城墙崩塌，那么赵襄子的军队中有哭泣的人吗？秦国将要灭亡，咸阳城门向内倒塌；霍光家族要衰败，家里的墙自己倒塌了。是谁向秦宫、霍光家哭泣呢？然而城门崩垮院墙倒塌，是秦国、霍光家族败亡的征兆。也许是当时杞国的城墙刚好要倒塌，而杞梁之妻又恰好在城下痛哭，正如燕国天气正好变冷，而邹衍偶然对天呼号一样。两件事同属一类，发生的时间又恰巧相连，听到的人，有的因此也就相信两者真有因果关系了。再说城老了，墙就朽坏，也有自动倒塌的。一位妇人的痛哭，就能倒掉五丈城墙，如此说来，一个指头就能摧毁三仞高的柱子了。春秋时期，山峰多有变化。山和城是同一类事物。痛哭能使城墙倒塌，又能够哭垮山吗？你相信了晋景公穿着孝服去向河而哭，被堵塞的河水就流通了的说法，那么相信杞梁妻痛哭能使城墙倒塌，本来也就是应该的了。考察杞梁是随军出征战死的，没有活着回来。他的妻子迎接灵柩，齐庄公在路上吊唁，杞梁妻不接受这种吊唁，棺材运回家中，齐庄公到她家里去吊唁，并没有讲到杞梁妻在城下痛哭的事情。本来是随军出征战死，随军战死并不在城中，杞梁妻向城痛哭，哭的不是地方。如此说来杞梁之妻痛哭而城墙倒塌的事情，又是荒诞无稽的说法了。
因类以及，荆轲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计，太白食昴，复妄言也。夫豫子谋杀襄子，伏于桥下，襄子至桥心动。贯高欲杀高祖，藏人于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动心。二子欲刺两主，两主心动。实论之。尚谓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轲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动，而白虹贯日乎？然则白虹贯日，天变自成，非轲之精为虹而贯日也。钩星在房、心间，地且动之占也。地且动，钩星应房、心。夫太白食昴，犹钩星在房、心也。谓卫先生长平之议，令太白食昴，疑矣！岁星害鸟尾，周、楚恶之；。。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灾。案时周、楚未有非，而宋、卫、陈、郑未有恶也。然而岁星先守尾，灾气署垂于天，其后周、楚有祸，宋、卫、陈、郑同时皆然。岁星之害周、楚，天气灾四国也，何知白虹贯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长平计起也？
【译文】
以此类推，荆轲谋刺秦王，出现白虹贯穿太阳的现象，卫先生为秦国谋划长平之战后的策略，出现金星侵犯昴宿的现象，也是荒诞的说法。豫让谋杀赵襄子，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桥头心动觉察。贯高预谋杀害刘邦，暗藏人在夹墙中，刘邦到达伯人县，也心动觉察。两人预谋刺杀两位君主，两位君主都心动觉察。据实而论此事，尚且说不是两人的精神所能触动的。何况荆轲想刺杀秦王，连秦王的心也没有被触动，怎么能使白虹贯日呢？如此说来，白虹贯日是由于天象变化而自然形成的，并不是荆轲的精气化为白虹穿过了太阳。钩星运行到房宿、心宿之间，是大地将要发生震动的征兆。大地将要震动，钩星就相应地运行到房宿和心宿之间作为预兆。金星侵犯昴宿，好比钩星运行到房宿和心宿之间。说卫光生对长平之战后的建议，使金星侵犯昴宿，可疑得很。岁星侵入“朱雀”的尾部，周国和楚国很憎恶这种天象。慧星出现，宋、卫、陈、郑四国都遭灾害。考察当时的周国和楚国，没有什么过错，而宋、卫、陈、郑四国也没有恶迹。然而岁星首先侵入“朱雀”尾部，灾气在天空垂现，在此之后，周国、楚国才有灾祸，宋、卫、陈、郑四国同时都遭了灾祸。岁星使周、楚二国遭祸，天气使宋、卫、陈、郑四国受灾，怎么知道不是“白虹贯日”导致荆轲杀秦王，不是“太白食昴”引起卫先生在长平出谋画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