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宣公知襄城，襄俗不事蚕织，鲜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轻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随其罪之轻重，后按其所植荣茂与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怀之不忘。
［冯述评］
愚于今日军、徒之罪亦有说焉。
夫军借以战，徒借以役，非立法之初意乎？今不然矣，或佯死，或借差，或倩代，里甲有佥解之忧，卫所有口粮之费，而罪人之翱翔自如，见者不得而问焉。即所谓徒者，视军较苦，故谚有“活军死徒”之说。然而富者买替，贫者行丐，即驿中牵挽之事，所资几何？又安用此徒为哉！然则宜如何，曰：“若以屯法行之，方今日议开垦，未有成效，诚酌军卫之远近，徒限之多寡，押赴某处开荒若干亩。俟成熟升科，即与准罪释放。其或愿留，即为世业。行之数年，将旷土渐变为熟土，且奸民俱化为良民，其利顾不大与？若夫安插有法，羁縻有法，稽核有法，劝相有法，是又非可以一言尽也。
译文
宋朝人范纯仁（吴县人，字尧夫，范仲淹的次子）出任襄城县令时，襄城的习俗不养蚕织布，很少人种桑树。
范纯仁很担忧，就让犯罪而罪行较轻的人，在家里种桑树，种多少依他犯罪的轻重而定，因此，人民既能因此得到免罪。日后桑树长成，又可养蚕织布而得到利益。范纯仁离任后，人民还对他念念不忘。
［冯评译文］
我对当今兵士和徒夫的罪行，也有话要说。
征招兵士是为了战争，征徒夫是为了徭役，这不是立法的本意吗？如今却不是这样，有人假死，有的雇人替代，而乡里中有押送的麻烦，军中又要负担口粮的耗费，罪人却逍遥自在，见了也无法查问。然而应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不如用屯田的方法，当今商议开垦还没有成效时，应该衡量军队的远近，徒夫的多寡，抽送到某地去开垦若干田亩，等到成熟收成后，就准他们抵罪释放。有愿留下来的，就做为永久的产业。实行几年以后，将废弃的田变为有用的田，且奸人都化为良民，这种好处不是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