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边批：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冯述评］
建中初［冯注：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祐［冯注：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冯注：神宗改元］、绍圣［冯注：哲宗改元］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出。［边批：此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译文
宋神宗去世时，程颢（洛阳人，字伯淳，与弟弟程颐都是宋代名儒，合称二程子）正好送公文到郡府。
哀悼完毕，留守韩宗师是韩康公绛的公子，向他问起朝廷的事。
程颢说：“现在司马君实（陕州夏县人，名光，赠温国公）、吕晦叔（名公著，与司马光共同辅政，赠申国公）做宰相了。”
韩又问：“他们真做了宰相！以后会如何动作？”
程颢说：“应该和元丰（神宗年号）时期的大臣一样吧！如果先区分党羽，将来就令人十分忧虑了。”
韩说：“有什么忧虑？”
程颢说：“元丰时期的大臣都追求眼前利益，假使他们自己能改变那些残害百姓的法令，那自然很好。不然的话，党派斗争的祸害也许会没完没了。君实为人忠诚正直，但很难商量事情；晦叔为人练达世事，但恐怕能力不够。”
不久以后，这些话全都应验了。
［冯评译文］
徽宗建中初年，江公望(睦州人，字民表)任左司谏(左右司谏为谏诤政事缺失的官吏)，他上奏道：神宗与哲宗元祐时期的臣子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但哲宗却当做仇人似的罢黜他们，陛下（徽宗）如果任用元祐时期的臣子，一定有元丰时期和哲宗绍圣时期的臣子出来作对，一作对就有纷争，一产生纷争，党派又将出现了。
司马光为政，全面推翻王安石（抚州临川人，字介甫，封荆国公）的变法措施。
毕仲游写信给司马光说：“
从前王安石的改革理论所以能说动先帝，是担心财政不充裕。所以凡是可以取得民财的行政措施无不采用。其实散发青苗、设置市易、收助役钱、变更盐法，只不过是事务的推行而已，而想有所作为，担心财政不足，却也是人之常情。［冯注：凡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不能驳倒改革的思想基础，而只是去禁止改革的措施，怎么说也行不通的。
现在已经废除青苗、停办市易、取消役钱、废止盐法了。
凡是声称为求利而伤害百姓的事，一概废除变更。那么以前任用来推行新法的人，一定不高兴。不高兴的人一定不只说青苗不可废除’市易不可停办’役钱不可除去’盐法不
可废止，一定不是只在口头说说，二且思想上一定持有财政不足的观点，谈论财政不足的实际情形，去动摇皇上的心意。
因此，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来也可以使它听从，还会被感动。
如此，则现在废除停办的各种新法都可能再恢复办理。
当今之计，应当尽量为天下人着想，明白收入支出的数目，以各路所累积的钱和粮食，全数归于地方官府，使他们的经费可以使用二十年。几年之后，又将十倍于现在。
使天子明白天下财物的充裕，那么不足的论调就无法在皇上面前胡乱提起，然后新法才可能永久废除。
从前王安石居于相位，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新法能够推行。
现在想找出以前的弊病，而皇上左右侍从官吏，十之七八都是王安石一派的人。如此，虽然起用二三个旧臣，六七个君子，然而每百人之中，这种人只占十来个，这个势力还有什么可为的呢？
明明力量不可为却要勉强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废止也将再兴办起来，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役钱、盐法，没有一件不是这样。
用这种方法来补救以往的弊病，就像一个久病稍愈的病人，他的父子兄弟都喜形于色，却不敢恭贺他，因为他的病还在。”
司马光接到这封信，非常惊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被毕仲游料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