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庙时，倭蹂东南，抚按亟告急请兵，职方郎谓：“兵发而倭已去，谁任其咎？”尚书惑之。相阶持不可，则以羸卒三千往。阶争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贼久矣。部臣于千里外，何以遥度贼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也？夫发兵者，但计当与不当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以喂贼耶？”尚书惧，乃发精卒六千，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以发兵为阶咎，阶复疏云：“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府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冯述评］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弓广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钤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阶又念虏移庭牧宣、大，与虏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值至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镮，米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止直四镮，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镮，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镮可，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止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亦渐平。上疏行之。
译文
明世宗时倭寇侵犯东南，东南一带的巡抚和按察史一再向朝廷告急，请派援兵。职方郎中（掌天下地图的官）却有异议，说若大军开派出，而倭寇早已逃逸无踪，责任由谁来负？尚书因此犹豫不决。
宰相徐阶坚决要求出兵，朝廷还是只准备调派三千名弱兵前往。徐阶争辩道：“江南原是我国心腹之地，朝廷放由贼兵侵凌蹂躏已经很长一段时日了。我们如何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凭空揣测贼兵一定会离开，又揣测他们离开以后一定不会再回来，并以这样无根据的臆测来阻止调派援兵。调派援兵一事，要考虑的唯有应不应该的问题。若不应派兵，则不论精兵或弱兵都不派，以节省费用。若应当派兵，就必须调派精兵，以求胜利。怎么能有名无实的做做表面工夫，让这三千名弱兵和数万钱的军费，白白送去喂饱贼兵呢。”
尚书听着害怕起来，于是调派六千名精兵，由偏将军许国、李逢时率领。许国年岁已高，李逢时则敢于深入敌境，却往往疏忽戒备。因此初次接触作战时旗开得胜，却在追击时遇到伏兵而战败。
朝臣都认为派兵剿寇是徐阶的主意，徐阶应负战败的责任。
徐阶又上疏道：“依法，作战是将士的责任，而防御是郡守县令的职守，如今将士若作战不利，往往处以死刑；而郡守、县令却安然无事。然而若城被攻下，被处死刑的又往往是将士，而郡守和县令仅是降职而已。这么不公平的惩罚！怎么能鼓励将士出征呢？真正有权命令人民的只有郡守和县令，如今士兵与人民的比率是一对一百，又怎么能把作战与防守的责任都归于将士呢？郡守和县令若能克尽职守，粮饷必定不缺乏；郡守和县令若行事果敢，委派的间谍必定不会误事；郡守和县令若能保持警觉，敌方间谍必定无法得逞；郡守和县令若对民仁厚，地方的兵卒必能派上用场。此次兵败，微臣认为应该严厉处份郡守和县令。”
［冯评译文］
汉朝的方法很好，是因为人民就是士兵，郡守和县令就是将领，所以郡国能自行抵御贼寇。唐朝的府兵制度，还保存一些井田的精神。从张说把厨兵改为弓广骑之后，兵农才分开，后来遂演变为藩镇割据，有将帅而没有郡守和县令。自从宋朝以来，平时由郡守和县令专权，而将士又不研究用兵之术。一旦战事来临，郡守和县令却把责任完全交到将士身上，而郡守和县令又不参与筹画划，因此，不管是战是守都归于失败。徐阶的这个说法，显示他非常了
解末世衰败纷乱的弊病。
徐阶又顾虑敌虏移族放牧于宣府、大同一带，和百姓杂居，屯田士卒无法耕种，米麦每石涨到中等成色的银子三两，但军方每月发给士卒的伙食费只有七镮钱，根本吃不饱。是时京畿附近的第二期麦作已经成熟，每石只值四镮钱，可及时收买到数十万石的麦子，如果出价五镮钱，商人还愿将麦子出居庸关运抵宣府。如果出价八镮，麦子可出紫荆关运抵大同，大略合计一下，每石麦子子只要花上一两银子的代价，就可让每位士卒饱食一个月，这样做的话，当地的米麦价格也将渐次平抑。奏疏呈上之后，朝廷批准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