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周围，托尔斯泰底精神革命并没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难堪。
好久以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观察着他无法克服的病症底进展。自一八七四年起，他已因为他的丈夫为了学校白费了多少精神与时间，觉得十分懊恼。
“这启蒙读本，这初级算术，这文法，我对之极端轻视，我不能假装对之发生兴趣。”
但当教育学研究之后继以宗教研究的时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对于托尔斯泰笃信宗教后的初期的诉述觉得非常可厌，以至托尔斯泰在提及上帝这名辞时不得不请求宽恕：
“当我说出上帝这名辞时，你不要生气，如你有时会因之生气那样；我不能避免，因为他是我思想底基础。”
无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动了；他努力想隐藏他的烦躁的心情；但他不了解；他只是不安地注意着他的丈夫：
“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着。他几乎不开口了。他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想他是病了：
“据雷翁自己说他永远在工作。可怜！他只写着若干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论辩。他阅览书籍，他冥想不已，以至使自己头痛，而这一切不过是为要表明教会与福音书主义底不一致。这个问题在全俄罗斯至多不过有十余人会对之发生兴趣而已。但这是无法可想的。我只希望一点：这一切快快地过去，如一场疾病一般。”
疾病并不减轻。夫妇间的局势愈来愈变得难堪了。他们相爱，他们有相互的敬意；但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他们勉力，作相互的让步，但这相互的让步惯会变成相互的痛苦。托尔斯泰勉强跟随着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
“生平最困苦的一月。侨居于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呢？这一切，并非为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是这样做！可怜的人！……”
同时，伯爵夫人写道：
“莫斯科。我们来此，到明日已届一月了。最初两星期，我每天哭泣，因为雷翁不独是忧郁，而且十分颓丧。他睡不熟，饮食不进，有时甚至哭泣，我曾想我将发疯。”
他们不得不分离若干时。他们为了互相感染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他们是永远相爱着！……他写信给他道：
“你说：‘我爱你，你却不需要我爱你。’不，这是我唯一的需要啊……你的爱情比世界上一切都更使我幸福。”
但当他们一朝相遇的时候，龃龉又更进一层。伯爵夫人不能赞成托尔斯泰这种宗教热，以至使他和一个犹太教士学习希伯莱文。
“更无别的东西使他发生兴趣。他为了这些蠢事而浪费他的精力。我不能隐藏我的不快。”
他写信给他道：
“看到以这样的灵智的力量去用在锯木，煮汤，缝靴的工作上，我只感到忧郁。”
而他更以好似一个母亲看着他的半疯癫的孩子玩耍般的动情与嘲弄的微笑，加上这几句话：
“可是我想到俄国的这句成语而安静了：尽管孩子怎样玩罢，只要他不哭。”
但这封信并没寄出，因为他预想到他的丈夫读到这几行的时候，他的善良而天真的眼睛会因了这嘲弄的语气而发愁；他重新拆开他的信，在爱底狂热中写道：
“突然，你在我面前显现了，显现得那么明晰，以至我对你怀着多少温情！你具有那么乖，那么善，那么天真，那么有恒的性格，而这一切更被那广博的同情底光彩与那副直透入人类心魂的目光烛照着……这一切是你所独具的。”
这样，两个子互相爱怜，互相磨难，以后又为了不能自禁地互相给予的痛苦而懊丧烦恼。无法解决的局面，延宕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后来，这垂死的李尔王在精神迷乱的当儿突然逃往西伯利亚的时候才算终了。
人们尚未十分注意到《我们应当做什么？》底末了有一段对于妇女底热烈的宣言。——托尔斯泰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毫无好感。但对于他所称为“良母的女子”，对于一般认识人生真意义的女子，他却表示虔诚的崇拜；他称颂他们的痛苦与欢乐，怀孕与母性，可怕的苦痛，毫无休息的岁月，和不期待任何人报酬底无形的劳苦的工作，他亦称颂，在痛苦完了，尽了自然律底使命的时候，他们心魂上所洋溢着的完满的幸福。他描绘出一个勇敢的妻子底肖像，是对于丈夫成为一个助手而非阻碍的女子。他知道，“唯有没有酬报的为别人的幽密的牺牲才是人类底天职。”
“这样的一个女子不独不鼓励他的丈夫去做虚伪欺妄的工作，享受别人底工作成绩；而且他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排斥这种活动，以防止他的儿女们受到诱惑。他将督促他的伴侣去担负真正的工作，需要精力不畏危险的工作……他知道孩子们，未来的一代，将令人类看到最圣洁的范型，而他的生命亦只是整个地奉献给这神圣的事业的。他将在他的孩子与丈夫底心灵中开发他们的牺牲精神……统治着男子，为他们的安慰者的当是此等女子。……啊良母的女子！人类底运命系在你们手掌之间！”
这是一个在乞援在希冀的声音底呼唤……难道没有人听见么？……
几年之后，希望底最后一道微光也熄灭了：
“你也许不信；但你不能想象我是多么孤独，真正的我是被我周围的一切人士蔑视到如何程度。”
最爱他的人，既如此不认识他精神改革底伟大性，我们自亦不能期待别人对他有何了解与尊敬了。屠克涅夫——是托尔斯泰为了基督徒式的谦卑精神——并非为了他对他的情操有何改变——而欲与之重归旧好的，——曾幽默地说：“我为托尔斯泰可惜，但法国人说得好，各人各有扑灭虱蚤的方式。”
几年之后，在垂死的时候，屠克涅夫写给托尔斯泰那封有名的信，在其中他请求他的“朋友，俄罗斯底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
全欧洲底艺术家都与垂死的屠克涅夫表示同样的关切，赞同他的请求。特o伏葛在一八八六年所写的《托尔斯泰研究》一书末了，他借着托尔斯泰穿农人衣服底肖像，向他作婉转的讽劝：
“杰作底巨匠，你的工具不在这里！……我们的工具是笔；我们的园地是人类的心魂，它是亦应该受人照拂与抚育的。譬如莫斯科底第一个印刷工人，当被迫着去犁田的时候，他必将喊道：‘我与散播麦种的事是无干的，我的职务只是在世界上散播灵智的种子。’”
这仿佛是认为托尔斯泰曾想放弃他散播精神食粮的使命！……在《我的信仰底寄托》底终了，他写道：“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只是为烛照人类而秉有的。
我相信我对于真理底认识，是用以达到这目标的才能，这才能是一种火，但它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我相信我的生命底唯一的意义是生活在我内心的光明中，把它在人类面前擎得高高地使他们能够看到。”
但这光明，这“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的火，使大半的艺术家为之不安。其中最聪明的也预料到他们的艺术将有被这火焰最先焚毁的危险。他们为了相信全部艺术受到威胁而惶乱，而托尔斯泰，如普洛斯班洛一样，把他创造幻象的魔棒永远折毁了。
但这些都是错误的见解；我将表明托尔斯泰非特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而他的宗教信仰也非特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