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面貌有了确定了的特点，由于这特点，他的面貌永远铭刻于人类记忆中：宽广的额上划着双重的皱痕，浓厚的雪白的眉毛，美丽的长须，令人想起第雄（Dijon）城中的摩西像。苍老的脸容变得温和了；它留着疾病，忧苦，与无边的慈爱底痕迹。从他二十岁时底粗暴犷野，塞白斯多堡从军时底呆板严肃起，他有了多少的变化！但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锐利逼人的光芒，表示无限的坦白，自己什么也不掩藏，什么也不能对他有何隐蔽。
在他逝世前九年，在《致神圣宗教会议书》（一九○一年四月十七日）中，托尔斯泰说过：
“我的信心使我生活在和平与欢乐之中，使我能在和平与欢乐之中走向生命底终局。”
述到他这两句时，我不禁想起古代底谚语：“我们在一个人未死之前绝不能称他为幸福的人。”
那时候，他所引以自豪的和平与欢乐，对他是否能永远忠实？
一九○五年“大革命”底希望消散了。在已经拨开云雾的黑暗中，期待着的光明没有来到。革命的兴奋过去之后，接着是精力底耗竭。从前种种苛政暴行丝毫没有改变，只有人民陷于更悲惨的水深火热中。一九○六年时，托尔斯泰对于俄国斯拉夫民族所负的历史的使命已经起了怀疑；他的坚强的信心远远地在搜寻别的足以负起这使命的民族。他想起“伟大的睿智的中国人”。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无可挽救地丧失的自由，将由东方民族去重行觅得。”他相信，中国领导着亚洲，将从“道”底修养上完成人类底转变大业 。
但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老子与孔子底中国如日本一样，否定了它过去的智慧（Sagesse），为的要模仿欧洲。被凌虐的杜高鲍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里，他们立刻占有了土地，使托尔斯泰大为不满。哥里人，刚才脱离了国家底羁绊，便开始袭击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而俄国的军队，被召唤着去把一切都镇压平了。即是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国家即是圣经，是人的理想中最美的国家，”——亦不能不沾染着这虚伪的国家主义，“为现代欧罗巴主义底皮毛之皮毛，为它的畸形的产物。”
托尔斯泰很悲哀，可不失望。他信奉上帝，他相信未来：
“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霎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
但要长成一个森林必须要许多树；而托尔斯泰只有一个人。光荣的，但是孤独的。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写信给他：回教国，中国，日本，人们翻译他的《复活》，到处流传着他关于“授田于民”底主义。美国的记者来访问他；法国人来征询他对于艺术或对于政教分离的意见。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他自己亦知道。且他也不筹思去获得信徒。他拒绝朋友们组织“托尔斯泰派”底企图。
“不应该互相迎合，而应当全体去皈依上帝……你说：‘团结了，将更易为力……’——什么？——为工作，刈割，是的。但是接近上帝，人们却只能孤独才能达到……我眼中的世界，仿如一座巨大的庙堂，光明从高处射到正中。为互相联合起见，大家都应当走向光明。那里，我们全体，从各方面来，我们和并未期待的许多人相遇：欢乐便在于此。”
在穹窿中射下的光明之下，他们究竟有多少人聚集在一处呢？——没有关系，只要和上帝在一起有一个也够了。
“唯有在燃烧的物质方能燃着别的物质，同样，唯有一个人底真正的信仰与真正的生活方能感染他人而宣扬真理。”
这也许是的；但这孤独的信仰究竟能为托尔斯泰底幸福保证到如何程度？——在他最后几年中，他真和歌德苦心孤诣所达到的清明宁静，相差得多少远！可说他是逃避清明宁静，他对于它满怀反感。
“能够对自己不满是应当感谢上帝的。希望永远能如此！生命和它的理想底不调和正是生底标识，是从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向上的动作。而这不调和是成为善底必要条件。当一个人平安而自满的时候，便是一种恶了。”
而他幻想着这小说底题材，这小说证明莱维纳或比哀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