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埶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
【译文】
万物并存于宇宙之中而形体各不相同，它们不能主动地迎合人们的需要却对人都有用，这是一条客观规律。人类群居在一起，同样有追求而思想原则却不同，同样有欲望而智慧却不同，这是人的本性。人们都有所认可，这是智者和蠢人相同的；但各人所认可的事物是不同的，这是智者和蠢人的区别。如果人们地位相同而智慧不同，谋取私利而不受惩罚，随心所欲而不会碰壁，那么人们将奋起争竞，求取私欲，而不可说服了。像这样，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不能进行治理；有智慧的人不能治理，那么他们的功业和名望就不能成就；他们的功业名望不能成就，那么人群就不会有等级差别；人群没有等级差别，那么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就不能确立。没有君主来统制臣子，没有上级来控制下级，那么天下的祸害就会因为各人的为所欲为而不断发生。人们需要和厌弃同样的东西，可是需要的多而东西少，东西少就一定会发生争夺了。用来供养一个人的，是各行各业的人所制成的产品。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同时精通所有的技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如果离群索居而不互相依靠就会陷入困境，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规定就会发生争夺。陷于困境，是一种祸患；争夺，是一种灾难。要消除祸患免除灾难，就没有比明确各人的名分、使人们结合成社会群体更好的了。如果强暴的威胁弱小的，聪明的害怕愚昧的，下民违抗君上，年轻的欺凌年长的，不根据礼义道理来治理政事，像这样，那么年老体弱的人就会有无人扶养的忧虑，而身强力壮的人也会有分裂相争的祸患了。做事干活是人们所厌恶的，功名利益是人们所喜欢的，如果各人的职事没有名分规定，像这样，那么人们就会有事情难以兴办而互相争夺功劳的祸患了。男女的结合、夫妇的区别、娶妻出嫁、定亲送礼、送女迎亲等如果没有礼制规定，那么人们就会有失去配偶的忧虑，而有争夺女色的祸患了。所以智者给人们制定了名分。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康诰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谓也。
【译文】
使国家富足的途径：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并妥善贮藏那多余的粮食财物。节约费用依靠礼制，使民众富裕依靠政策。推行节约费用的制度，所以粮食财物会有盈余；实行使民众富裕的政策，所以民众会富裕起来。民众富裕了，那么农田就会被多施肥并且得到精心的耕作；农田被多施肥并且得到精心耕作，那么生产出来的谷物就会增长上百倍。国君按照法律规定向他们收税，而臣民按照礼制规定节约地使用它们。这样，余粮就会堆积如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是多得没有地方贮藏它们。那君子哪里还用担心没有余粮呢？所以，懂得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一定会享有仁爱、正义、圣明、善良的名声，而且还会拥有丰富得像山陵一样的积蓄。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由于贯彻了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的方针。不懂得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那么民众就会贫困；民众贫困了，那么农田就会贫瘠而且荒芜；农田贫瘠而且荒芜，那么生产出来的谷物就还达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这样，国君即使热衷于索取侵占掠夺，仍将得到很少；如果有时还没有按照礼制规定节约地使用它们，那就一定会有贪婪搜刮的名声，而且还会有粮仓空空穷困贫乏的实际后果。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不懂得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的办法。《康诰》说：“广大地庇护民众啊就像上天覆盖大地，遵行礼义道德就能使你本人也得到富裕。”说的就是这个啊。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谓之称数。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无幸位，民无幸生。”此之谓也。
【译文】
所谓礼，就是高贵的和卑贱的有不同的等级，年长的和年幼的有一定的差别，贫穷的和富裕的、权轻势微的和权重势大的都各有相宜的规定。所以天子穿大红色的龙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龙袍、戴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褶子裙。德行必须和职位相称，职位必须与俸禄相称，俸禄必须与费用相称。从士以上就必须用礼乐制度去节制他们，对群众百姓就必须用法度去统制他们。丈量土地多少来建立分封诸侯国，计算收益多少来使用民众，评估人的能力大小来授予工作；使人民一定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工作一定能产生经济效益，而这种收益又足够用来养活民众，普遍地使他们穿的、吃的以及各种费用等支出能和收入相抵，一定及时地把他们多余的粮食财物储藏起来，这叫做合乎法度。从天子直到老百姓，事情无论大小多少，都以此类推。所以说：“朝廷上没有无德无功而侥幸获得官位的，百姓中没有游手好闲而侥幸获得生存的。”说的就是这个。
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纲纪四方。”此之谓也。
【译文】
减轻农田的税收，整治关卡集市的赋税，减少商人的数量，少搞劳役，不耽误农时，像这样，那么国家就会富裕了。这叫做用政策使民众富裕。人生活着，不能没有社会群体，但结合成了社会群体而没有等级名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会产生动乱，一产生动乱就会陷入困境。所以没有等级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等级名分，是天下的根本利益；而君主，是掌管等级名分的枢纽。所以赞美君主，这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维护君主，这就是维护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这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古时候先王用名分来治理民众、用等级来区别他们，所以使有的人受到褒奖、有的人受到惩罚，有的人待遇优厚、有的人待遇微薄，有的人安乐、有的人劳苦，这并不是特地要用来造成放荡奢侈或美好的名声，而是要用它来彰明仁德的礼仪制度，贯彻仁德的秩序。所以给人们在各种器具上雕刻图案、在礼服上绘画各种彩色花纹，使它们能够用来分辨高贵与卑贱就罢了，并不追求美观；给人们设置了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乐器，使它们能够用来区别吉事凶事、用来一起欢庆而造成和谐的气氛就罢了，并不追求其他；给人们建造了宫、室、台、榭，使它们能够用来避免日晒雨淋、修养德性、分辨尊卑就罢了，并无另外的追求。《诗》云：“雕琢它们呈纹章，质如金玉一个样。勤勤恳恳我们的君王，治理着四面八方。”说的就是这个。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淫泰也，固以为主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以养其厚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诗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此之谓也。
【译文】
至于穿多种颜色的衣服，吃多种口味的食品，积聚多种多样的财物而控制它，兼并了天下百姓统治它，这并不是特意要用它们来造成放荡奢侈，而不过是认为统一天下、处理各种事变、管理万物、养育民众、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的人实在没有比仁德的君子更好的了。那仁人君子的智慧足够用来治理民众，他的仁爱厚道足够用来安抚民众，他的道德声望足够用来感化民众。得到了这样的人，天下就安定；失去了这样的人，天下就混乱。老百姓实在是要依靠他的智慧，所以才成群结队地替他劳动来努力使他安逸，以此来保养他的智慧；老百姓实在是赞美他的仁厚，所以才出生入死来保卫解救他，以此来保养他的仁厚；老百姓实在是赞美他的德行，所以才给他在各种器具上雕上图案、在礼服上画上各种彩色花纹来遮蔽装饰他，以此来保养他的德行。所以仁人君子处在君位上，老百姓尊重他就像上帝一样，亲爱他就像父母一样，为他出生入死也心甘，这并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所肯定的主张实在好，他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大，他所带来的好处实在多啊。《诗》云：“我背粮食我拉车，我扶车子我牵牛，我们运输已完成，吩咐我们都回去。”说的就是这个。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
【译文】
所以说：“君子靠德行，小人靠力气。干力气活的小人，是为有德行的君子所役使的。”百姓的体力劳动，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有成效；百姓的合群生活，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能和睦；百姓的财物，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能积聚起来；百姓的地位，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能安稳；百姓的寿命，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能长久。父子之间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亲密，兄弟之间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和顺，夫妇之间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欢乐。青少年依靠他的治理长大成人，老年人依靠他的治理得到赡养。所以说：“大自然养育了他们，圣人成就了他们。”说的就是这个。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赋，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也。
【译文】
现在的社会却不是这样。在上位的人加重对金钱货币的搜刮来掠夺百姓的财产，加重对田地的税收来抢夺百姓的粮食，加重对关卡和集市的收税来为难百姓的贸易活动。而且并不是这样就罢休了，他们还抓住对方的弱点伺机欺诈、玩弄权术阴谋进行倾轧陷害，用这种手段来互相颠覆，来摧残百姓。百姓明明知道这种人污秽肮脏残暴淫乱而将导致极大的危难与灭亡。因此臣子中就有人杀死了他们的君主，下级有的杀死了他们的上司，出卖城池、违反节操而不为君主的事业卖命，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君主自作自受的啊。《诗》云：“说话总会有应答，施恩总会有报答。”说的就是这种道理。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译文】
使天下普遍富足的方法在于明确名分。开垦田地，筑好田垄作为标记，铲除杂草，种植谷物，多施粪使土地肥沃，这是农民群众的事情，掌握农时，使民众尽力，促进生产发展，增加收益，使老百姓协调一致，使人们不偷懒，这是将帅的事情。使高地不干旱，洼地不受涝，寒暑和顺适宜，而庄稼按时成熟，这是自然界的事情。至于普遍地庇护老百姓，普遍地爱抚老百姓，全面地管理老百姓，即使遇到饥荒歉收旱涝年岁，也使老百姓没有受冻挨饿的祸患，这便是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的事情。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译文】
墨子的论调，焦灼不安地为天下人担忧物资不够用。他所谓的不够，并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而只是墨子个人的担忧与过虑。现在那土地上生长五谷，如果人们善于管理它，那么每亩田就可以出产几盆谷物，一年可以收获两次；此外，瓜、桃、枣、李每一棵的果实也得用盆、鼓来计算；其次，葱蒜之类以及各种蔬菜也多得满阬满谷；其次，各种家畜与猎取的禽兽都肥大得一只就要独占一车；鼋、鼍、鱼、鳖、泥鳅、鳝鱼按时繁殖，一只一条能变成一群；再次，飞鸟、野鸭、大雁之类多得就像烟雾覆盖在大海上；还有，昆虫和各种各样的生物生长在天地之间：可以供养人的东西多得不能尽举。天地长出万物，本来就绰绰有余，足够用来供人食用了；大麻、葛、蚕丝、鸟兽的羽毛牙齿皮革等等，本来就绰绰有余，足够用来供人穿戴了。那所谓的物资不够，并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而只是墨子个人的担忧与过虑啊。
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译文】
天下共同的祸患，是惑乱人心损害社会。为什么不试探着互相在一起来寻找一下扰乱社会的是谁呢？我认为，墨子“非乐”的观点，会使天下混乱；墨子“节用”的主张，会使天下贫穷。这并不是要诋毁墨子，而是他的学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种结果。墨子如果权势大得掌管了天下，或者小一些统治了一个国家，那将会局促不安地穿粗布衣服、吃劣质食品，忧愁地反对音乐。像这样，那么生活就一定很菲薄，生活菲薄，就不值得追求；不值得追求，那么奖赏就不能实行。墨子如果权势大得掌管了天下，或者小一些统治了一个国家，那将会减少仆从，精简官职，崇尚辛勤，与老百姓做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功劳。像这样，君主就没有威严；君主没有威严，那么处罚就不能实行。奖赏不能实行，那么有德才的人就不可能得到提拔任用；处罚不能实行，那么没有德才的人就不可能遭到罢免贬斥。有德才的人不能得到提拔任用，无德才的人不会遭到罢免贬斥，那么有能力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就不可能得到与其才能相称的职事。像这样，那么万物就得不到适当的利用，突发的事件就得不到相应的处理，上错失天时，下丧失地利，中失掉人和，天下就像被熬干了似的，就像烧过了似的，就像烧枯了似的；墨子即使为此而只穿粗布衣服，用粗绳做腰带，吃豆叶，喝白水，又怎么能使天下富足呢？既然已经砍掉了根本，又汲尽了源头，那就会使天下的财物枯竭了。
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缺两行）撞钟击鼓而和。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之谓也。
【译文】
古代的帝王圣人做事就不是这样，他们知道那当君主的不美化、不装饰就不能够统一民心，财产不富足、待遇不优厚就不能够管理臣民，不威严、不强大就不能够禁止残暴的人、战胜凶悍的人。所以一定要敲大钟、打响鼓、吹笙竽、弹琴瑟来满足自己耳朵的需要，一定要在器物上雕刻花纹、在礼服上绘制图案来满足自己眼睛的需要，一定要用牛羊猪狗等肉食、稻米谷子等细粮、带有各种味道又芳香扑鼻的美味佳肴来满足自己口胃的需要；此外，还要增多随从人员、配备各种官职、加重奖赏、严肃刑罚来儆戒人们的心，使天下所有的人民，都知道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全在君主这里了，所以君主的奖赏能实行；都知道自己所害怕的全在君主这里了，所以君主的处罚有威力。奖赏能实行，处罚有威力，那么有德才的人就能得到提拔任用，没有德才的人就会遭到罢免贬斥，有能力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就能得到应有的职事。像这样，那么万物就得到适当的利用，突发的事件就得到相应的处理，上得到天时，下得到地利，中得到人和，于是财物滚滚而来就像泉水的源头，浩浩荡荡就像江河海洋，高大堆积就像崇山峻岭，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是多得没有地方贮藏它们，那天下怎么还会担心财物不够呢？所以儒家的学说如果真的能够实行，那么天下就会平安而且富足，民众就能被役使而且有成效，敲钟打鼓而和睦相处。《诗》云：“钟鼓敲得冬冬响，管磬相和声锵锵，幸福纷纷从天降。天赐幸福宽又广，威严仪容多端庄。酒醉饭饱德无量，福禄来归万年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诗曰：“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此之谓也。
【译文】
所以墨子的学说如果真正实行了，那么天下崇尚节俭却越来越贫穷，反对争斗却天天有争夺，勤劳辛苦困顿憔悴却更无成效，哭丧着脸忧愁地反对音乐却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和睦。《诗》云：“上天正在连降病，死亡祸乱非常多。民众开口没好话，你竟从未警醒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垂事养民，拊循之，唲呕之，冬日则为之饘粥，夏日则为之瓜麮，以偷取少顷之誉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顷得奸民之誉，然而非长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奸治者也。傮然要时务民，进事长功，轻非誉而恬失民，事进矣，而百姓疾之，是又偷偏者也。徙坏堕落，必反无功。故垂事养誉，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奸道也。
【译文】
放下生产不管而搞些小恩小惠去养育民众，抚慰他们，疼爱他们，冬天给他们熬煮稀饭，夏天给他们供应瓜果、大麦粥，以此来苟且骗取一时的名誉，这是一种只求眼前的苟且做法；它可以暂时得到奸邪之人的赞誉，但并不是长久的办法；其结果，事业必定不能成就，功绩必定不能建立，这是用奸诈的办法来治国的人。急急忙忙地抢时节而使民众卖力从事劳动，要求生产快速发展、功效迅速增长，不顾民众是非议还是赞誉，不在乎丧失民心，结果生产发展了而百姓却怨恨他，这又是一种不可苟且偏激的人；这种人将趋于毁坏衰败，必定会反而一事无成。所以放下事业而沽名钓誉，不行；因为要成就功业而不顾民众，也不行：这些都是奸邪不正的办法。
故古人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故国君长民者，欲趋时遂功，则和调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说乎庆赏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刑罚。三德者诚乎上，则下应之如景向，虽欲无明达，得乎哉！书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谓也。
【译文】
古代的人做事就不是这样。古代的君主役使民众时，夏天不让他们闷热中暑，冬天不让他们挨寒受冻，紧急时不伤害体力，放松时不耽误农时，结果事业成就、功绩建立，君主和臣民都富裕，而老百姓都爱戴他们的君主，人们归附他就像水流入海，亲近他高兴得就像亲近父母，为了他出生入死也心甘，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君主极其忠信、调和、公平。所以统治国家领导人民的君主，要想争取时间成就功业，那么调和无为，能比急切从事收效更快；忠信公平，能比赏赐表扬更付人喜欢；一定先纠正那些在自己身上的缺点，然后慢慢地去责备那些在别人身上的缺点，这比使用刑罚更有威力。调和无为、忠信公平、正人先正己这三种德行如果真正存在于君主身上，那么臣民响应他就会像影子紧随物形、回响紧随声音一样，即使想不显赫通达，可能吗？《尚书》上说：“君主十分英明地来制服民众，民众就会尽力劳动，协调而又迅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厉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是何邪？则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曰：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辟之若屮木枝叶必类本。此之谓也。
【译文】
不加教育就进行惩罚，那么刑罚用得很多，而邪恶仍然不能克服；教育而不进行惩罚，那么邪恶的人就不会吸取教训而警戒不干；只进行惩罚而不实行奖赏，那么勤奋的人就不能受到鼓励；惩罚奖赏如果不符合法律，那么民众就会疑虑、社会风气就会险恶而百姓就不会行动一致。所以古代的圣王彰明礼制道义来统一民众的言行；努力做到忠信来爱护民众；尊崇贤人、任用能人来安排各级职位；用爵位、服饰、表扬、赏赐去反复激励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广泛普遍地庇护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像这样，那么奸诈邪恶的人就不会产主，盗贼就不会出现，而归依善道的人就受到鼓励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古代圣王引导人们为善的政治原则平易可行，他对为非作歹的堵塞禁止强固有力，他的政策法令稳定一致，他的制度准则明白清楚，古语说：“上面一心一意，下面就一心一意；上面三心两意，下面也就三心两意；比方像草木一样，什么根长出什么枝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
【译文】
不使民众得利而从他们身上取利，不如使他们得利以后再从他们身上取利来得有利。不爱护民众而使用他们，不如爱护他们以后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使民众得利以后再从他们身上取利，不如使他们得利而不从他们身上取利来得有利。爱护民众以后再使用他们，不如爱护他们而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使民众得利而不从民众身上取利、爱护民众而不使用民众的国君，就能得到天下了。使民众得利以后再从民众身上取利、爱护民众以后再使用民众的国君，能够保住国家。不使民众得利而从民众身上取利、不爱护民众而使用民众的国君，只能使国家危险。
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其候缴支缭，其竟关之政尽察－－是乱国已。
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是贪主已。
观其朝廷，则其贵者不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不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不悫－－是闇主已。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顺孰尽察；其礼义节奏也，芒轫僈楛－－是辱国已。
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
观其朝廷，则其贵者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悫－－是明主已。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宽饶简易；其于礼义节奏也，陵谨尽察－是荣国已。
贤齐则其亲者先贵，能齐则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污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悫－－是明主之功已。
【译文】
观察一个国家的治乱好坏，来到它的边界，那苗头就已经露出来了。如果那国家的哨兵来回分散巡逻，那边境关卡的管理措施极其苛察：这就是个混乱的国家了。
进入那国境，它的田地荒芜，城镇破败：这就是个贪婪的君主了。
观察他的朝廷，那地位高贵的人并不贤明；考察他的官员，那处理政事的人并无才能；看看他左右的亲信，那被信任的人并不诚实：这就是个昏君了。
凡是君主、宰相、大臣和各种官吏这一类人，他们对于货物钱财的收取和支出的计算，谨慎仔细极其苛察；他们对于礼义制度，茫然无知、怠情疲沓、漫不经心：这就是个可耻的国家了。
那农民乐意种田，那战士不避危难，那百官热衷于法制，那朝廷崇尚礼义，那卿相能协调地商议：这就是个治理得好的国家了。
观察他的朝廷，那地位高贵的人很贤明，考察他的官员，那处理政事的人很能干；看看他左右的亲信，那被信任的人很诚实：这就是个英明的君主了。
凡是君主、宰相、大臣和各种官吏这一类人，他们对于货物钱财的收取和支出的计算，宽容大方简略便易；他们对于礼义法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就是个光彩的国家了。
如果贤德相等，那么有亲戚关系的人先尊贵；如果能力相同，那么有旧关系的人先当官；他的臣下百官，思想行为肮脏的都变得善良美好，凶狠强暴的都变得朴实善良，狡猾奸诈的都变得忠厚老实：这就是英明君主的功劳了。
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贫，是愚主之极也。将以取富而丧其国，将以取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觉矣。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
【译文】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有一定的征兆：君主不崇尚礼义，那兵力就衰弱；君主不爱护民众，那兵力就衰弱；禁止与许诺都不讲信用，那兵力就衰弱；奖赏不厚重，那兵力就衰弱；将帅无能，那兵力就衰弱。君主好大喜功，那国家就贫穷；君主喜欢财利，那国家就贫穷；官吏众多，那国家就贫穷；工人商人众多，那国家就贫穷；没有规章制度，那国家就贫穷。民众贫穷，那君主就贫穷；民众富裕，那君主就富裕。郊外的田野乡村，是财物的根本；粮囤地窖谷仓米仓，是财物的末梢。百姓不失农时和谐安定、生产有条不紊，这是钱财的源头；按照等级征收的赋税和国库，是钱财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谨慎地保养那和谐安定的政治局面，节流，开源，而对钱财的收支时常加以调节，使天下的财富一定像大水涌来一样绰绰有余，而君主也就不再担忧财物不够了。像这样，那么君主和民众都富足，双方都没有地方来储藏财物，这是懂得国计民生达到了顶点。所以夏禹时碰上了十年水灾，商汤时遇到了七年旱灾，但天下并没有面有菜色的人；十年以后，谷物又丰收了，而旧有的储备粮还有剩余。这并没有其他的缘故，可以说是因为他们懂得了本和末、源和流的关系啊。所以，田野荒芜而国家的粮仓充实，百姓家里空空荡荡而国家的仓库满满的，这可以说是国家垮了。砍断了根本，枯竭了源头，把财物都归并到国库中，然而君主、宰相还不知道这是坏事，那么他们的垮台灭亡就可以立刻等到了。拿整个国家来扶持供养他，还是不能够容纳他这个人，这叫做极其贪婪，这是昏君的顶点了。想要求得富裕反而丧失了自己的国家，想要求得利益反而危害了他本身，古时候有上万个国家，现在只有十几个了，这没有其他的缘故，他们丧失国家的原因是一样的。统治人民的君主，也可以醒悟了。百里见方的小国，是完全能够独立存在的。
（防患）凡攻人者，非以为名，则案以为利也；不然则忿之也。仁人之用国，将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屦之士诚是，则虽在穷阎漏屋，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以国载之，则天下莫之能隐匿也。若是则为名者不攻也。将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与之远举极战则不可；境内之聚也保固；视可，午其军，取其将，若拨麷。彼得之，不足以药伤补败。彼爱其爪牙，畏其仇敌，若是则为利者不攻也。将修大小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圭璧将甚硕，货赂将甚厚，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谁能忿之？若是，则忿之者不攻也。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盘石，寿于旗翼。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丧失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译文】
凡是进攻别国的，不是因为追求惩除暴虐的美名，就是因为要谋取利益；否则，就是因为怨恨他们。讲究仁德的人在国内当权，将提高志向思想，端正立身行事，达到崇高的政治境界，做到忠厚有信用，使礼仪制度极其完善。身穿布衣、脚穿麻鞋的读书人如果真能做到这样，那么虽然住在偏僻的里巷与狭小简陋的房屋之中，而天子诸侯也没有能力和他竞争名望；如果把国家委任给他，那么天下就没有谁能遮掩他的崇高德行。像这样，那么追求美名的就不会来攻打了。讲究仁德的人在国内当权，将开垦田野，充实粮仓，改进设备器具，上下团结一心，三军共同努力。别国如果远距离地兴师动众竭尽全力来作战，那肯定不行。因为这样的国家境内所结集的军队守卫得很牢固，看情况许可，便会迎击，擒获敌方将领像掰断麦芽一样容易；而那进攻的国家所得到的还不够用来医治伤员、弥补损失。它爱惜自己的武将，害怕自己的敌人，像这样，那么谋取利益的就不会来攻打了。讲究仁德的人在国内当权，将谨慎遵行小国与大国、强国与弱国之间的道义，礼节将十分完善，会见时赠送的玉器将很大，贡献的财物将非常丰厚，用来游说对方的人一定是正派有礼善辩聪慧的君子。那别国的君主如果有人心的话，谁还能怨恨他呢？像这样，那么出于怨恨而动武的人也就不会来攻打他了。追求美名的不来攻打，谋取利益的不来攻打，要发泄怨愤的也不来攻打，那么国家就会像磐石一样稳固，像恒星一样长寿。别人都混乱，只有我治理得好；别人都危险，只有我安稳；别人都丧权失国，我便起来制服他们。所以讲究仁德的人在国内当权，不单单将保住他所有的，还要兼并别人的国家。《诗》云：“善人君子忠于仁，坚持道义不变更。他的道义不变更，四方国家他坐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持国之难易：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事之以货宝，则货宝单，而交不结；约信盟誓，则约定而畔无日；割国之锱铢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厌。事之弥烦，其侵人愈甚，必至于资单国举然后已。虽左尧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譬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虽为之逢蒙视，诎要挠腘，君卢屋妾，由将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将巧繁拜请而畏事之，则不足以持国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如是，则近者竞亲，远方致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故曰：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此之谓也。
【译文】
保住自己国家的难易之法：用侍奉强暴之国的办法来保住自己的国家是困难的，采取使强暴之国侍奉我的办法来保住自己的国家就容易了。因为用钱财珍宝去奉承强暴的国家，那么钱财珍宝送光了而邦交仍然不能建立；和他们订盟约、立誓言吧，那么盟约签定后没几天他们就背信毁约了；割让国家的尺寸之地去贿赂他们吧，那么割让完毕后他们的欲望却没有个满足。侍奉他们越依顺，他们侵略别人就越厉害，一定要到财物送光、把国家全部拿来送给他们，然后才罢休。即使你身边有尧、舜那样的贤人，也没有能靠这种办法来避免灭亡的。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让一个姑娘脖子上系着宝珠、身上佩着宝玉、背着黄金，而碰上了山中的强盗，即使对他只敢眯着眼睛看，弯腰、屈膝，像家里的婢妾，仍将不可避免那厄运。所以，如果没有使本国人民团结一致来对抗强国的办法，只靠说好话、献殷勤、跪拜请求而诚惶诚恐地去侍奉他们，那是不能够保住自己的国家、使自己安然无恙的。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这样做，而一定要修订礼制来整治朝廷，端正法制来整治官吏，公正地处理政事来整治民众，从而使礼仪制度在朝廷上得到严格执行，各种事情在官府中治理得有条不紊，群众在下面齐心合力。像这样，那么邻近的国家就会争先恐后地来亲近，远方的国家也会表达出仰慕之情；国内上下团结一心，三军共同努力；名声足够用来向别国炫耀而威慑他们，武力足够用来惩处他们；从容地指挥，而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奔走前来供驱使的；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大力士乌获与矮子焦侥搏斗一样。所以说：“采取侍奉强暴之国的办法来保住自己的国家是困难的，采取使强暴之国侍奉我的办法来保住自己的国家就容易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