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译文
董仲舒，广川人。年轻时研究《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他在室内挂上帷幕，坐在帷幕后面讲学，弟子们先入学的对后入学的传授学业，有的学生竟然没有见过他。董仲舒三年不看园圃，精心钻研学问到如此的程度。他的进退仪容举止，不符合礼仪的不做，学士们都尊他为老师。
汉武帝继承帝位以后，下令荐举贤良文学先后一百多位，董仲舒作为贤良回答皇帝的策问。汉武帝策问道：我继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传下去，延长到无穷尽的未来，这项任务巨大而且职守重要，所以我从早到晚都没有时间来享乐休息，长久地思考一切事情的原委，惟恐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广泛地邀请各地的豪杰俊才，郡守、国王、诸侯公正地推选出来的贤良、修德、博学的才士们，我想知道治国大道的纲要，安民理论的最高原则。现在大夫们卓然作为贤良的首选，我认为这很好。大夫们要精心思考，我很想知道和要问的如下。听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之道，是改革制度，创作乐章，因而天下安定，后来的百位国王也都同样这么作。虞舜的乐以《韶》乐最美好，周朝的乐以《勺》最优美。圣明的君王死后，钟鼓管弦的声音依然存在，可是大道衰微，逐渐变坏到桀纣那样的所作所为，王道大大地败坏了。这五百年中闾，遵守旧制度的国君和当权的士人，想学习先王的法制来辅助当时政治的很多，可是都没有扭转过来，而且王道还一天天走向灭亡，一直到后来的王兴起了，这种没落的趋势才得到制止。难道是他们所信奉的有错误，而失掉了道的传统吗？还是天命就是这样，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一定要衍变到国家危亡以后才停止呢？唉！所作的一切日夜勤劳，力求效法遥远的古代，难道都没有作用吗？那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承受天命，他们的依据在什么地方？灾异变故，又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呢？性命的实际，或者天亡，或者长寿，或者仁德，或者鄙陋，常常听到这些名称，可是没能透彻地明晓其中的道理。想用风俗教化的力量使命令推行；使刑罚减轻，奸邪改变；使百姓和睦安乐，政治开明。应该怎样整顿政治才能使甘露普降，百谷丰收，使四海之内的人民都受到德泽，连草木也得到滋润？怎样才能使曰、月、星三光完全不发生亏蚀，寒暑季节正常，能够得到天的福佑，为鬼神所歆享？使德泽洋溢，扩大到国外，普及到所有的生命呢？
大夫们通晓先代圣王的事业，熟悉风俗变化的道理，了解事物从发生、发展到结束的次序，而且你们研究高深道理的时间也很久了，希望把研究的成果明白地告诉我！要分清条理，不要笼统，不要混乱，提出的方案，也应慎密考虑。要是有不正直、不忠实、邪曲不守中道的官吏，你们大胆告诉我，决不会泄露出去，我亲自拆看，希望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大夫们尽管说出所知道的一切，不要隐瞒，我要亲自看的啊！董仲舒的对策说：
陛下发出有德的声音和英明的韶书，寻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情况是很可怕的呀！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异的事来警告和恐吓它；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如果不是非常无道的世代，天总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于君主发奋努力罢了。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奋发努力行道，德行就会曰见崇高，而且越发成功，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诗经》上说：“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尚书》中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奋勉努力的意思。
“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没有制作乐章的时候，就选用先代君王乐章中能适合当时社会的，用它来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实效，典雅、歌颂的乐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后才作乐，用乐来歌颂他的功德。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感化民俗的；乐改变民风容易，感化人民也有显著的功效。所以，乐的声音是从和谐的气氛中发出，依据于感情，接触到肌肤，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虽然衰微了，管弦之声却依然流传。虞舜的政治已经很久都没有了，可是流传下来的乐颂还依旧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很多，这是由于任用的人不得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厉王和幽王不遵循这个“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圣君的德行，复兴久已停滞的事业，补救时弊，发扬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周代的“道”又灿烂复兴起来。诗人赞美他，为他作诗，认为上天保佑他，为他出生贤良的辅佐，后世称颂周宣王，至今不绝。这是周宣王H夜不懈地做好事得来的。孔子说“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乱、废和兴，都在于自己。世遭衰乱并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于人君的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优良的传统啊。
臣听说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达到的事情，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就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感应到诚意，祥瑞就出现了。《尚书》中说： “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裹，有火覆盖着王屋，变成了乌鸦。”这就是承受天命的凭证啊。周公说：“应得善报呀！应得善报呀！”孔子说：“有德的人决不会孤立，一定会得到帮助。”这都是积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后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诸侯背叛他，杀害良民，争夺土地，废弃道德教化，滥用刑罚。刑罚使用不适当，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积在下面，怨恶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妖孽滋生。造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
臣听说，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来的本质，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所以人的寿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尧、舜实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长寿；桀纣肆行暴虐，人民就贪鄙天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从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裹，听凭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属放在容器裹，听凭冶匠的铸造。《论语》中说：“使人民安定，人民就来归顺，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会同心协力。”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臣仔细考察《春秋》裹“春王正月”的意思，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了“正”。“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天的作为。正是王的作为。它的意思是说，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为，下面用来端正自己的行为， “正”是王道的开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去求到这个开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阴阳，阳作为德，阴作为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常常处在盛夏，把生育养长作为自己的事；阴经常处在严冬，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罚的。天使阳出现，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阴入内，在下面藏伏，时常出来帮助阳；阳没有阴的帮助，也不能使年岁独自完成。从始至终阳是以完成年岁为名的，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年岁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现在废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员，衹任用执法官吏来治理人民，这难道是先王任用刑罚的本意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就杀人，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面，却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这是难以办到的啊。
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一”就是万物的开始，“元”就是辞语中所说的“大”。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来却要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裹面。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民长育，五谷丰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间都受到恩泽，并呈现出非常丰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听到君主的盛德都来称臣，一切幸福的东西，可以得到的祥瑞，无不毕至，这就是王道完成了。
孔子说：“凤鸟不来到，‘河图’不出现，我恐怕要完了吧！”这是他悲伤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自己地位卑贱而不能招来。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势，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广厚，才智聪明而意向美好，爱护人民而喜欢文士，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建立，没有把人民纳入正道吧。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不拿教化作他们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它的堤防坏了。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习俗美好的缘故啊。
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所遗留的一切痕迹都扫除掉，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到了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养成，子孙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会衰败。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无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继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无道，严禁文学，不许私自藏书，摒弃礼义，甚至厌恶听到礼义的话，他想把先王的道义完全毁灭掉，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像秦朝这样用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腐败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孔子说： “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泥糊的墙，不能粉饰啊。”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和泥墙，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办法。法令一颁布，奸邪接着就发生，命令一下达，欺骗跟着就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木柴去救火，衹会越来越糟，没有任何益处。譬如琴瑟的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把弦折下来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不行，坏得厉害的，必须破旧立新，才能治理。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改弦更张的，虽然有优秀技工也不能调理好；应当改革而不改革的，虽然有大贤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古人证过： “站在潭边羡慕别人捕到了鱼，不如自己回去编织鱼网。”汉朝临政并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接受天给予的福禄。”执政能适合人民，自然会得到天给予的福禄。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久不变的道，这是王者应培养整饬的。这五种道能培养整饬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来赞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会普及到国外，扩大到一切生命。
汉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对策认为很不寻常，于是又策问大夫们说：策问说：听说虞舜的时候，虞舜常常在宫殿的走廊裹散步，没有什么作为，可是天下太平。周文王整天忙到El头偏西，连吃饭的空儿都没有，天下也很太平。帝王治理天下的道，难道没有共同的条理，一贯的主张吗？为什么安逸和劳苦有这样大的差别呢？那些勤俭的帝王连黑色、黄色的旌旗也不制作。可是到了周朝，在宫门外筑了两座观望的台，乘坐用玉装饰的车，制造红色的盾和玉石做的斧柄，朝廷裹排列着六十四人的舞蹈，到处响起歌颂的声音。帝王的道，难道意旨不一样吗？有入说： “良玉不需要雕琢，”有人说“没有文采就不能辅助德行，”两种说法是不同的。
殷朝人制定五种刑法来防止奸诈，用毁伤身体的办法来惩戒邪恶。可是周成王和周康王放弃这些刑法四十多年，天下也没有犯法的。监狱空荡无人。秦国使用这些刑法，杀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接连不断，天下空虚，人口减少，真可哀呀！
唉！我晚睡早起，考虑先代帝王的法典，久久地思虑用什么来适合至尊的地位，光大祖宗的事业，我认为关键在于努力搞好农业，任用贤人。现在我亲自耕种籍田为农民做榜样，鼓励百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有德行的人，并且派出很多使者，络绎不绝地去慰问劳苦人家，救济没有父母、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一切办法都想到了，但并没有收到大的成效和美好的德行。现在阴阳错乱，天地间充满了恶劣的气氛，许多生物得不到生长，人民陷在贫困的境地，廉洁的人和无耻的人混淆在一起，好人和坏人也分不清楚，得不到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广泛地邀请了特别杰出的士人来请教，目的也许可以达到吧！现在大夫们等待诏命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谈论当今的事情却不切实际，用古代历史来印证不相符合，用现在的情况来考察又难于实行，难道是因为受到文吏法令的牵累而不能任意发挥吗？还是因为学术的来源不同，所得的见解各异呢？每个人都可以尽意对答，写在篇上，不要害怕主管官吏，阐明你们的意旨和方略，进行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董仲舒对策说：
臣听说尧承受了天命，担忧天下不容易治理，没有拿处在天子的尊位作为欢乐，他诛杀、放逐扰乱国家的大臣，努力寻求贤圣的人，所以得到舜、禹、后稷、高、咎繇。有众多圣明的人来帮助他提高德行，有许多贤能的人来辅助他恪尽职守，于是教化大行，天下太平，人民都安于行仁，乐于行义，各得其所，行动合乎礼义，从从容容地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所以孔子说： “假如有王者，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就是指这说的啊。尧在位七十年，就让位给虞舜。尧死后，天下人民没有归心于尧的儿子丹朱，却归心于舜。舜知道不可逃避，于是即位做了天子，用禹做宰相，继续任用尧所任用的人，继承了尧的传统和事业，所以垂衣拱手没有作为，就使天下太平。孔子说“《韶》乐十分美，又十分善啊”，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商纣，违背天意，残毁万物，杀害贤良聪慧的人，残害百姓。伯夷、姜太公都是当时的贤人，他们隐藏起来，不愿出来做官。在职为官的人，都逃亡到河边、海滨。天下黑暗混乱，人民不得安宁，所以天下的老百姓都背弃殷纣王，拥护周文王。周文王顺从天意治理万物，以贤良有德的人为教师并且起用他们，所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贤士都聚集在周的朝廷。仁爱施于人民，天下人都归顺他，所以姜太公从偏僻的海滨来投奔，后来做了周朝的三公。这时候，商纣王还在做天子，尊卑的次序混乱，百姓四散逃亡，周文王非常痛心，想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所以他整天忙得El头偏西还没时间吃饭。孔子写《春秋》，先写王作为正，然后记载各种事情，这表现了在下位而有德行的所谓素王的文章。这样看来，帝王的条理系统是一致的，但是勤劳和安逸不相同，是因为所遭逢的时代不一样。孔子说“《武》乐十分美，不够十分善啊”，就是这个意思。
臣听说制度文采和黑色、黄色的装饰，都是用来分别尊卑、区分贵贱和劝勉人们要有德行的。《春秋》是承受天命著述的，所以它首先制定的，就是改变历法和衣服的颜色，用这来顺应天。那么，宫室和旌旗的制度是有效法才那样的。所以孔子说： “奢侈了就不够谦逊，节俭了便简陋。”节俭并不是圣人适中的制度。臣听说好玉不雕琢，是因为它的质地本来就滑润美好，不需要再加以雕饰，造就好像项橐没有学习就能自己知道一样。可是普通的玉要是不雕刻，就不能成就美丽的花纹；君子不学习，就不能成就美德。
臣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对年轻的就教他们养成学习的好习惯，对年长的就授给职位察看他们的才能。用职位和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禁止他们作恶，所以人民都懂得礼义而耻于触犯他们的上级。周武王施行大义，平定残贼，周公作礼乐来加以文治，直到周成王和周康王时的盛世，牢狱空虚了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感染和仁义的影响，不仅仅是毁伤身体的刑剖的功效。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效法申不害、商鞅的办法，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贪污成风，并不是用礼义来教化天下。秦衹求名而不察实，行善的好人不一定能免罪，犯法的坏人也不一定就受到惩罚。所以百官都谎言欺诈，不务实际，表面上都表现出尊敬君上的礼貌，内心却怀着背叛君上的打算，弄虚作假来掩饰狡诈，追逐私利，没有羞耻；又总喜欢使用残忍刻毒的官吏，无限制地征收赋税，榨尽人民的财力，百姓四处逃亡，不能从事耕田和纺织工作，于是强盗到处起事。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的人一个接一个，但是做坏事的并没有停止，这是风俗教化所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法来教导人民，用刑罚来制裁人民，人民苟且地要求免受惩罚却不知道羞耻。”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顺服的。陛下广泛地观察，多方面听取，尽可能地吸取群下的智慧，具备了天下的美德，崇高的德行显耀普照，扩大到国外。远达万里的夜郎和康居悦服归心，就真是太乎到来的景象啊。但是恩德并没有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大概是您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说： “尊崇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就高明了；实践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在于对这些注意罢了。”希望陛下采用所听到的道理，诚心诚意按那些道理去做，那么，跟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陛下亲自耕种籍田来倡导农业，早起晚睡，为人民担忧，思念古代治世，用心寻求贤人，这也是尧舜的用心啊，可是没有得到贤人，这是因为平时对于士人没有鼓励劝勉的缘故。平时不培养人才却想寻求贤人，就好比不雕刻玉却要求玉有文采一样。所以培养人才没有比办好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产生贤士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现在各郡国的人都很多，可是有些郡国还没有应举贤良文学策问、作对策的人，造就是因为王道在那裹经常断绝。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聘请高明的教师来教育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问他们而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现在的郡守、县令，就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是委派他们禀承君主的恩泽去宣扬教化的，师表不贤良，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就传布不到下面。现在官吏既然没有教育人民，或者不实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和坏人狼狈为奸，谋取私利，致使贫穷孤弱的人含冤受苦，流离失所，很不符合陛下的意愿。所以阴阳错乱，怨气充满，人民无法生活，在苦难中得不到救助，这都是郡守县令们不贤明，才造成这样的现象啊。
郡守、县令多数是出身于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的大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仗着有钱财，不一定贤明。而且古时候考核官吏的功劳，是按照做官是否称职来区分的，不以在任时间的长短为标准。所以才能小的人，虽然任职时间很长，还是小吏；有才能的人，虽然任职不久，并不妨碍他升迁为辅佐大臣。所以有职守的官吏，都竭尽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努力做好工作，争取立功。现在却不是这样，官吏们积累时间就可以得到高位，日子一久，就可以升官，所以廉洁和无耻混淆，好人和坏人不分，真正的贤才就无法得到。臣愚蠢地认为让各位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他们管辖下的官吏和百姓中的贤才，每年荐举两人，用他们在皇宫中值宿守卫，而且还可以拿这件事来观察大臣的能力，如果荐举的人贤能，就给予奖赏；要是荐举的人不好，就加以惩罚。如果像这样，诸侯、二千石官都尽心寻求贤才，天下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得到，授给他们官职加以任用了。遍得天下的贤人，那么三王的盛世也就容易做到，尧舜的声名也就可以赶上了，千万不要用做官时间的长短来计算功劳，实际考察官吏的贤能是上策，衡量了才能以后再授给官职，考察了德行以后再确定职位，那样，廉洁和无耻待遇不同，好人和坏人就能够区别了。陛下给臣恩惠，宽恕臣的罪过，教臣不要害怕主管官吏，使臣能够切磋研究，臣不敢不倾吐自己肤浅的见解。于是天子又提出策问。漠武帝策问道：听说“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说古的，一定能在现实中得到证明”。所以我问你们天人感应的关系，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哀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逐步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大夫们明晓阴阳的变化和作用，熟悉先代圣王的道术和事业，可是你们的文章并没有把这些充分表达出来，难道是你们对当代的政务有什么疑惑吗？有些道理没有系统整理和完整表达，大概是由于我不聪明，或是听话会迷惑吧？三王的教化，最初各不相同，却都有不足，有人说道是恒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意思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现在大夫们既然已经写出了大道的最高原则，陈述了治理乱世的方法，希望你们再说详细些、深刻些、周到些。《诗经》上不是说：“君子呀，不要苟且安息，神是听着你的，帮助你获得大福。”我要亲自看你们的对策，大夫们要努力阐明你们的见解。董仲舒又对策说道：
臣听《论语》上说：“有始有终的，衹有圣人啊！”很荣幸地承蒙陛下的恩惠，留心听取我们这些接受过传统学问的臣子的意见，又颁下高明的册书，切合其中的意义，并且彻底地研究圣德，这不是愚臣的能力所能详细陈述的。先前臣所上的对策，有些道理缺乏系统整理和完整的表达，辞句不清晰，意旨不明了，这都是我浅陋的罪过。策问中说： “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说古的，一定能得到现实的证明。”臣听说，天是万物之祖，所以天对万物普遍地覆盖着、包含着，没有偏颇。天造作曰、月、风、雨来调和万物，通过阴、阳、寒、暑来生育万物。所以圣人效法天建立道，也是广施仁爱而没有一点私心，布施恩德和仁爱来厚待百姓，设立义理和礼制去引导人民。春季是天用来生育万物的，仁是人君用来爱护百姓的；夏季是天用来滋长万物的，德是人君用来养育人民的；秋霜是天用来诛杀万物的，刑法是人君用来惩罚罪犯的。由此说来，天和人的验证，是从古至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度量天道。下验证人情，参看于古代，考察于今时。所以《春秋》所讥讽的，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恶的，就是怪异所触及的。孔子写出了国家的过失和灾异的变化，从逭裹可以看出人们行为的好和坏，是和天地相通并且互相感应的，这也是谈天道的一种看法。古时候设立掌管教导训化的官，职责是用德和善来教化人民，人民大受感化以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在监狱裹。现代废弃这种制度，没法教化人民，因此人民都不知道行义而死于追逐财利，所以违法犯罪的人就多了，一年之内，坐牢和诉讼的人竟有成千上万。由此可见，古时候的法度是不能不采用的，所以《春秋》遇到改变古代制度的事情就加以讥讽。天的命令叫做命，这个命不是圣人不能照着去做；生来的本性叫做性，这种性不是教化不能完成；人的欲望叫做情，这种情不用法度不能加以节制。所以做君王的，上面很谨慎地奉承天意来顺从天命；下面必须教化人民，使人民能够完成他们的性；建立应该遵循的法度，分清上下尊卑的次序，来防止贪欲；做好这三件事，国家的根本就奠定了。人承受了天命，本来是超群的，和其他生物不同。在家裹有父子兄弟之亲，在外面有君臣上下的名分，大家聚会相遇，就有尊敬老人和分别长幼的规范，有明确的礼节相互接待，欢欣地有恩德地互相亲爱，造就是人可贵的地方。种植五谷作为食物，播种桑麻用来做衣，饲养六畜，驾牛骑马，圈豹槛虎，造就是人得到天的灵气，比万物可贵的表现。所以子L子说：“天地所生，人是最可贵的。”人们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然后知道礼义；知道礼义，然后注重礼节；注重礼节，然后安心处于善道；安心处于善道，然后乐于遵循道理做事；乐于遵循道理，然后叫做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命，不可以做君子”，就是这个意思啊。
策问说：“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悲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渐渐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臣听说积少就能成多，积小就能成大，因此圣人无不是积累暗淡的微明而达到光明，从微贱的地位一步步地达到显贵的。所以尧由诸侯而升为天子，舜从在深山中耕种兴起，都不是一天而尊颢的，是逐渐达到的。话由自己说出，就不能再去堵塞；行为由自己做出，也无法再来掩盖。言和行是治理国家最重大的条件，君子之所以能感动天地的也是言行。所以积小成大，谨慎注意细微的行为就会着名。《诗经》上说：“这文王啊，小心翼翼。”所以尧战战兢兢地每天实行他的治国之道，舜小心恐惧地每天尽他的孝道，做的好事积累多了，自然名声显达，德行彰着，自身也受人尊重，造就是渐渐昌盛的道理。积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人曰渐长大而自己不觉察；积恶在自己身上，好像灯火消耗油一样，人也不容易看出来。不是明晓情性和洞察世俗情况的人，谁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名，夏桀、商纣却使人伤痛恐惧的原因。善或恶的行为所得到的结果，好像影子跟随着人形，回响跟随着声音。所以桀、纣暴虐怠慢，谗恶的人都受到进用，贤良智慧的人都隐藏起来，于是桀、纣的罪恶一天比一天显著，国家也一天比一天混乱，可是他们却依旧安然怡得，自以为如太阳在天空一样，终于逐渐败坏以至于毁灭。那些残暴不仁的君主，并不是一下子就灭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所以桀、纣虽然无道，都还在位十多年，造就是慢慢地衰微以至灭亡的道理啊。
策问说： “三王的教化，效法的各不相同，而且都有不足，有人说道是永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用意有什么不同吗？”臣听说享乐而不至于淫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叫做道；道是万世都没有弊端的，出现弊端是由于违背了道。先王的道一定有偏颇不能实行的地方，所以在政治上也时有昏暗而行不通的，举出它的偏向，补救它的弊病就行了。三王的道虽然效法不同，可并不是相反的，都是为了补救过失，扶助衰败，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遇到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孔子说： “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国家的，就是舜呀！”舜仅仅改变了历法，改换了车马、祭牲、服装的颜色，来顺承天命罢了，其他完全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为什么要改变呢！所以王者衹改变制度的名称，没有改变道的实质。可是夏代注重忠，殷代崇尚敬，周朝尊崇文的原因，是因为朝代更替时，前代有过失存在，为了补救，应当这样做。孔子说： “殷朝根据夏代的礼制，有所增减，这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根据殷朝的礼制，有所增减，也是可以知道的；其他承继周朝兴起的，虽然经历了百世，这也是可以知道的。”造就是说，百王所用的就是忠、敬、文这三者。夏朝沿袭虞舜，却独独不说增减，是因为夏朝和虞舜的道是一样的；夏崇尚的忠和虞舜是相同的。道的根本来自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继承了舜的道，舜继承了尧的道，三位圣人互相传授，遵守一个道，没有救弊的措施，所以不说他们对道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他们的道是相同的；继承乱世的，他们的道是要改变的。现在汉朝承继大乱之后，应当减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
陛下有圣明的德和美好的道，痛心世俗的衰薄，悲伤王道的不明，所以选举贤良方正的士人，议论考问，打算兴起仁义的美德，阐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的治国之道。臣愚昧不肖，叙述曾听到的，背诵曾学过的，说的是老师教的道理，仅仅能够不忘记罢了。至于议论政事的得失，研究社会的兴盛和贫弱，这是大臣辅佐的职事，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下仲舒所能知道的。但是臣私下有感到奇怪的问题。古时候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也就是古时候的天下，同是一样的天下，古时候天下太平，上下和睦，习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邪，民间没有盗贼，牢狱空空，没有犯人，入主的恩德滋润了草木，普及到四海，凤凰飞来了，麒麟出现了，拿古时候的情况来衡量现在，怎么相差那么远呢？有什么错误致使衰落达到这样的地步？我想也许是违背了古代的治国之道吧？也许是违背了天理吧？尝试考察过去的事情，追溯到天理，或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吧？
天对生物是分别给予的，给予利齿的就不再给角，给予翅膀的就衹给两只脚，也就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古时候领取俸禄的，就不靠体力劳动来吃饭，也不谋取工商之利，这也是接受了大的，不能再取小的，和天意是相同的。假如已经得到了大的，又去取小的，天还不能那样给予，何况是人呢？造就是人民纷纷愁苦衣食不足的原因啊。那些受君主宠爱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饱暖并且享有优厚的俸禄，依仗富厚的资产和势力，在下面和百姓争利，老百姓怎么能和他们比呢？所以那些人使用众多的奴婢，拥有众多的牛羊，扩大他们的田地住宅，扩充他们的产业，增加他们的积蓄，致力于这些而且没有止境，压迫百姓，使百姓感到惊惧，百姓天天受到剥削，渐渐走向穷困。富人奢侈浪费，穷人穷急愁苦；穷人穷急愁苦而处在上位的人却不救济，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会连死都不怕，又怎会害怕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奸邪却不能禁止的原因啊。所以享受俸禄的人家，应该衹食俸禄就算了，不应当和百姓争夺谋利的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这是上天的理，也是古代的道，天子应当效法定为制度，大夫应该遵守实行。所以公仪子在鲁国做宰相时，回到家裹看见妻子织帛，非常生气，赶走了他的妻子；在家裹吃饭，吃到自家园裹种的葵菜，气愤地把园裹的葵菜拔了，说： “我已经有了俸禄，还要夺种菜人和织布女的利益吗？”古时候的贤人君子做官的都是这样，因此人民都尊敬他们的德行，听从他们的教化，人民受到他们廉洁的感化，就没有贪婪卑鄙的行为。到了周朝末年，卿大夫就不大讲求礼义而急于求利，失掉了谦让的风气而有争田的讼事。所以诗人憎恶、讽刺他们说： “高高的那座南山啊，山石是那样叠积；赫赫有名的师尹啊，人民都在瞻望着您！”做官的人心向仁义，人民自然就爱好仁义，风俗也就善良；做官的人好利，人民也就不正直，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人民仰望、效法的榜样，是远方的人遥望着模仿他们，怎么能够处在贤人的地位却去做出平民的行为呢？那些忙着谋取财利，常常担心穷困的想法，是平民的意向；忙着寻求仁义，时常忧虑不能教化人民的打算，是大夫的思想。 《周易》上说： “背着东西又坐车，招致强盗的到来。”乘车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负担东西是小人的事情，这就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却做出庶人的行为，他的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处在君子的地位，做君子应当做的事，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做宰相那样，就没有别的可以做的了。
《春秋》推重统一，这是天地永恒的原 则，是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所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各异，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样，所以处在上位的人君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法令制度多次改变，在下的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遵守。臣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术的学说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同样发展。邪僻的学说消失，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从的对象了。对策结束后，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辅助易王。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乎素很骄横，喜欢勇武。董仲舒用礼义扶正易王，易王很敬重他。过了一段时间，易王问董仲舒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密谋攻打吴国，后来终于减了吴国。孔子说殷纣王有三位仁人，我认为越王勾践也有三位仁人。春秋时的齐桓公有疑难的事让管仲解答，我有疑问请您解说。”董仲舒回答说：“臣愚昧不能解答您提出的问题。我听说春秋时鲁国国君鲁僖公问鲁国大夫柳下惠： ‘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行。’他回家后面有忧色，说： ‘我听说攻伐别的国家不问有仁德的人，国君想攻打齐国为什么问我呢！，柳下惠衹不过被询问罢了，尚且感到羞愧，何况是设谋诈降来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根本没有一位仁人。仁人端正他的义却不谋取私利，阐明他的道却不计较自己的功劳，所以在孔子的门徒裹，即使是尚未成年的儿童也羞于谈论五霸，因为五霸推崇欺诈武力不注重仁义。越王君臣不过是实行不正当的诈术罢了，所以不值得孔子的门徒谈论。五霸比其他诸侯贤明，可是和三王相比，就好像似玉的石块和美玉相比一样啊。”易王说：“讲得好。”
董仲舒治理国家，是用《春秋》记载的灾异变化来推究阴阳错行的原因，所以求雨时，闭阳纵阴，他止雨时就闭阴纵阳。这种祈雨止涝的方法推行到江都全国，没有不随心所欲的。后来，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在这之前，辽东郡祭祀汉高祖的高庙和汉朝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里推论天降火灾和人世的关系，奏章草稿写好了没有上呈。主父偃来探望董仲舒，私自看了奏章草稿，他平素就嫉妒董仲舒，便把奏章草稿偷走，上交给汉武帝。汉武帝召集了很多儒生，让他们看董仲舒的奏章草稿。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个奏章草稿是他老师写的，认为非常愚昧。于是汉武帝把董仲舒交官问罪，判处死刑，汉武帝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便不敢再谈论灾异变化。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当时汉朝正用兵周边少数民族，公孙弘研究《公羊春秋》的水平不如董仲舒，可是公孙弘迎合世俗，掌握大权，位至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奉承谄媚，公孙弘嫉恨董仲舒。胶西王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为人特别放纵，凶残蛮横，多次谋杀朝廷派去的二千石官。公孙弘就跟汉武帝说：“衹有董仲舒可以担任胶西王相。”胶西王刘端听说董仲舒是有名的儒家大师，待他还比较尊重。董仲舒害怕时间长了会遭到不测之罪，就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了。董仲舒共计做过江都、胶西两国的相，都是辅佐骄横的诸侯王，他以身作则为下属做表率，多次上疏直言规谏，制定教令颁行国中，他所在的江都、胶西两国国都均治理得很好。到了去官归家后，他根本不管家庭产业，衹是埋头诵读，专心著书。
董仲舒养病在家，朝廷如果讨论重大问题，就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家征询他的意见，董仲舒的解答都有根有据。从汉武帝初即位，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纷先后做丞相，开始推崇儒学，到董仲舒对策，推尊宣扬孔子，抑黜百家。设立管理学校的官吏，州郡举荐茂材孝廉，都是从董仲舒开始的。董仲舒老年在家裹寿终。后来他家迁往茂陵县，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凭学问做了大官。
董仲舒的著作，都是阐明儒家经学意旨的，加上奏疏教令，总共一百二十三篇。解说《春秋》记事的得失，及《闻举》、《玉杯》、《蕃露》、《清明》和《竹林》之类的文章，还有几十篇，十多万字，都流传到了后世。我挑选其中切合当今社会和朝廷的内容写在文章里。
赞日：刘向称赞：“董仲舒有做君王辅佐的才干，即使是伊尹、吕望也不能超过他，管仲、晏婴之辈，是霸主的辅佐，怕是不如他吧。”刘向的儿子刘歆认为“伊尹、吕望是圣人的伴偶，王者得不到他们就不能兴起。所以颜渊死了，孔子说‘噫！天灭亡我。，衹有颜渊一人能和伊尹、吕望相比，至于宰我、子贡、子游、子夏等人就不能列入圣人之偶的行列了。董仲舒遭逢西汉承接秦朝焚灭学术之后，《六经》分崩离析，于是他下帷发愤钻研，潜心经学大业，使后来的学者对儒家学说有了系统一致的认识，成为群儒的首领。可是考察他的师友渊源，看他们彼此间的影响，董仲舒还赶不上子游、子夏，却说管仲、晏婴不如他，伊尹、吕望超不过他，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刘向的曾孙刘龚则是善于确当评论人物的君子，他认为刘歆对董仲舒的评价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