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小说_好看的茅盾小说

茅盾

报施: 矇眬中听得响亮的军号声，张文安便浑身一跳。眼皮重得很，睁不开，但心下有数，这热惹惹地吹个不歇的，正是紧急集合号。三年多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他的一种本领：半睡半醒，甚至嘴里还打着呼噜，他会穿衣服。刚穿上一半，他突然清醒了，睁开眼，纸窗上泛出鱼肚白，号声却还在耳朵里响。他呆了一会儿，便自己笑起来，低声说：“呸！做梦！”睡意是赶跑了，他靠在床上，楞着眼，暂时之间像失掉了思索的能力，又像是有无数大小不等的东西没头没脑要挤进他脑子里来，硬不由他作主；但渐渐地，这些大小不等，争先抢后的东西自伙中间长出一个头儿来了，于是张文安又拾回了他的思索力，他这时当真是醒了。

水藻行

水藻行: 茅盾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唯一一部在国外发表的短篇小说。故事背景是大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里一个看似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农户，平凡中却酝酿着一个惊人的事实，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堂兄弟，却拥有着同一个女人，这样畸形的“三人行”关系却在容忍下平静地继续着，虽然有时难免醋海翻波。财喜——一个而立之年，高大壮硕的汉子，寄住在他体弱多病的堂弟秀生的破农屋中，却和秀生的妻子发生了不可告人的情感，秀生媳妇的怀孕暴露了他们之间不伦的关系，矛盾似乎一触即发……

手的故事

手的故事: 猴子的手能剥香蕉皮，也能捉跳虱，然而猴子的手终于不是人的手。猴子虽然有手，却不会制造工具；至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猴子更不会。在猴子群中，手就是手。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的御手不但跟他御前的猴丞相的手差不多，乃至跟万千的猴百姓的手比起来，也还是一样的手。人类的手，就没有那么简单，平凡，一律。从手上纹路可以预言一个人的“穷通邪正”：但这是所谓“手相学家”的专门了，相应又作别论。只听说“一二八”之役，“友邦”的陆战队捉到了我们的同胞，也先研究手，凡是大拇指上的皮层起了厚茧的，便被断定是便衣队，于是这手的主人的“运命”也就可想而知。

诗与散文

诗与散文: 茅盾1928年笔下的一部短篇小说。讲的是青年丙徘徊于情人和表妹之间的情爱故事。茅盾从男性角度来剖析纤弱知识分子追求爱情的矛盾心理比起张爱玲的细腻来，心理层面的描写稍显粗糙，但揭露却是直接而迅速的，只一个眨眼的工夫那披着伪道德外衣的男子便赤裸在读者跟前。如果说张爱玲是从外到里缓缓的扒开男性伪绅士的面具。那么茅盾就是从里到外直接的袒露和撕裂。茅盾笔下的青年丙望着桌上圣洁的白玫瑰，便想到端丽温柔的表妹，将她视为能“抓得住他心灵的女子。”

色盲: 赵筠秋曾经是封建官僚家庭的叛逆者，在革命的高潮中，身穿灰色制服，投身到战斗的行列。可是，随着大革命的落潮，政府的逆转，封建官僚阶级又死灰复燃，渐渐地活跃起来。在时代的逆流中，赵筠秋被当成了结交权贵的工具。斗争精神消失，思想日渐灰颓，甚至连往日的革命经历也不肯承认。因此她以消极的“独身主义”来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这无损于封建官僚阶级的一根毫毛，也无助于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这一行动表现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那种“激烈得快，也平和得快，甚至颓唐得快”的软弱性。

大鼻子的故事

大鼻子的故事: 写的是上海小瘪三的生活，他们年幼无知，却已沾染上不少恶习；但作品不仅写出这些并非他们的过错，还在结尾时让主人公参加学生的游行队伍，一起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样的处理，表现出他们正直可爱的一面。

春蚕: 最初发表于1932年11月《现代》第2卷第1期，通过描写老通宝一家人的悲剧命运，来展现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冲突和矛盾。老通宝一家人，盼望着有一个好收成，能够偿还债务，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些。但可笑的是虽然老通宝得到了所盼望的丰收，因为蚕厂的接连倒闭，他的茧子卖不出去，最终不但没有偿还上债务，反而增添了新的债务。老通宝一家人非常拼命的劳动，付出了巨大的辛苦和努力，却没有得到一丁点的回报，许多人认为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但老通宝一家人付出这么多努力，又收获了什么呢？

创造: 故事情节很简单，主要描写了一对夫妻的日常生活。作者通过塑造君实这个人物，一个接受时代新思想，又受锢于封建传统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妻子娴娴的觉醒，来反映社会思想变革的到来。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初次相见，便一见倾心的邂逅，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的日久生情，还是单纯的占有，占有身心和灵魂？是我们想象的爱情过于美好，还是时代的束缚？封建社会下的爱情何去何从，女性的地位何时能崛起？

残冬: 发表于1933年《文学（上海1933）》第1卷第1期。写的是老通宝的儿子多多头，他早知道父辈们想靠苦干来改善处境只不过是幻想，在那个社会里“规规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他和六宝的哥哥陆福庆等人，在一个夜晚，摸进反动武装保卫团“三甲联合队”的驻地，缴了他们的枪，走上了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

小巫: 菱姐十五六岁年纪，是大上海的一个嫩雏，后被到上海办烟土的老爷带回。菱姐以为她从此有好日子过了，却不料她自从踏进老爷家门槛的那一刻起便被当作灾星降临。小说情节惊险，读时屏息紧张不已。小说的场景设置及文字描写的声响动静让读者自然在大脑里安排出一个舞台，看戏般设身处地把文字之砖搭建出一幕幕立体的画面。其中每一个人的话语不算多，却都把人物角色的性格彰显无疑。最终，这个阴暗可恶的家族硬生生在惨遭老爷姑爷少爷老太太轮番身心蹂躏下的小妾眼里自取灭亡。

烟云: 凡是公务员，都盼望星期六早早来到。铁路局公务员的陶祖泰却是例外。天气太好。办公厅窗外一丛盛开的夹竹桃在和风中点头，自然是朝窗里的专等“下班”铃响的公务员们，陶祖泰也在内。温和的天气，笑开了的夹竹桃，都是大公无私的，然而陶祖泰觉得夹竹桃只对他一人点头，而且这点头是嘲笑的意味。离开“下班”钟点大约二十多分，科长先走了，办公厅里就紧张起来：收拾公文，开了又关了抽屉，穿大褂，找帽子，摸出表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打电话约朋友，低声（夹着短促的笑音）商量着吃馆子呢还是看电影，——个个人都为“周末”而兴奋，只有陶祖泰惘然坐在那里，为了“周末”而烦恼。

有志者

有志者: 睁开眼来，两片嘴唇轻轻一松，就有一个烟圈儿从他嘴边腾起，摇摇摆摆去了一段路，然后停住，好像不知道上前好呢转弯好，得站住了转一转念头，这当儿，那圈子一点一点扩大，那烟色也一点一点变淡起来，大到不能再大，淡到不能再淡，烟圈子也就没有。这不过是几秒钟间的事情，然而躺在那里看着的他，却觉得很久。他第二次（略为有点性急）把嘴唇再那样一松，这回是两个烟圈儿出来了，厮赶着似的，一前一后，前面那一个在一尺路以内就胀破了，后面那一个却赶过头去，——去的很快，因为很快就来不及扩大，他一边看着，一边心里就想着，“这一个也许可以达到帐顶罢？”

林家铺子

林家铺子: 原名《倒闭》，是茅盾1932年7月创作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当时江南杭嘉湖地区一个小店铺的主人林老板，在时局动荡、经济萧条的社会背景下，虽再三苦苦挣扎，但在黑暗势力的盘剥下终于破产的故事。《林家铺子》这部作品，抓住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同时在艺术上也表现的非常出色。当城市、乡镇许多大小企业纷纷停业倒闭，就在这样一个经济崩溃民族危亡席卷整个中国，人心惶惶不安的严重时刻，茅盾的作品及时地将人们关心的生活现象和其中的矛盾斗争加以艺术的概括，揭露产生这一切的社会根源，确实起到了使人们惊醒、感奋的战斗作用。

霜叶红似二月花

霜叶红似二月花: 茅盾继《蚀》之后写的又一部力作。小说以“五四”前夕江南村镇为背景，描写新兴资本家和豪绅地主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以及他们与农民的尖锐矛盾，中间穿插着几对青年男女的感情纠葛，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布局严谨，场面宏大，情节复杂，语言典雅，是一部富有民族风格的佳作。遗憾的是，这部“本来打算写从‘五四运动'到1927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的作品，40年代只写出第一部，成为残稿。

虹: 茅盾1929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梅行素的成长经历，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形象。本文主要从作家本人和小说人物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分析作者在创作时，受其恋人秦徳君的影响而产生的无意识心理投射，另一方面分析小说主人公理智与情欲的矛盾心理。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的生活道路，揭示了从“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时期内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由封建制度叛逆者到革命者的艰苦历程。这部小说充分说明了茅盾是一个理性主义很强的作家。

腐蚀: 本书开始写作于一九四一年孟夏，是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香港出版）上连续发表的。以1940年9月到1941年2月的重庆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女特务赵惠明的一段经历。作品以日记体的形式，透过赵惠明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和记述，把“皖南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侧面表现出来，作品既描写了作为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的复杂生活和心理状态，刻画了典型形象，也集中抨击了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制度的罪恶。

多角关系

多角关系: 茅盾的中篇小说《多角关系》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文学》第六卷第一号,一九三七年五月由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以一九三四年的年关为背景,以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县城为具体环境,通过对地主兼资本家唐子嘉与周围各种人物之间的多角债务关系的描写,反映了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经济全面停滞、破产的状况,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锻炼: 本书是1948年茅盾先生完成的一篇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这也是茅盾先生生前的最后一篇长篇小说。最初连载在香港的《文汇报》上面，经历过文革的洗礼后，经茅盾先生修订，于1981年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多卷小说中的第一部。小说主要描写抗战初期上海“八·一三”淞沪战争时整个社会风貌。茅盾在作品的小序里曾说，写完第一部，就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但解放了东北三省，且包围天津、北平，欲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布置了我们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经海道赴大连，大约于1948年尾我离开香港，因此不得不中断此书写作计划而只成了第一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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